陈兆棠与陈炯明的关系

导语：陈兆棠是清末官二代，一生清廉却滥杀3千人，被百姓枪决，曾说：死于因果。陈兆棠，字澍甘，湖南桂阳人，出身鼎鼎大名的桂阳泗州寨陈氏家族，其父陈士杰是晚清中兴名臣。陈兆棠官至潮州知府，1911年以“民贼”、“屠夫”的身份被革命军枪决于署前的照壁下。1913年7月，陈炯明卷入黄兴发起的“癸丑之役”，在举兵反袁的漩涡中失败流亡南洋。在中国国民党内遭袁世凯取缔，外被孙中山肢解的危难时刻，与黄兴并肩，确保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不倒。

陈兆棠与陈炯明的关系

陈兆棠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出身鼎鼎大名的桂阳泗州寨陈氏家族，其父陈士杰是曾国藩重要幕僚，晚清中兴名臣。陈兆棠累官至潮州知府，同时他的生命终点也在潮州——— 他以“民贼”、“屠夫”的身份被革命军枪决于署前的照壁下。

陈兆棠，字树甘，湖南桂阳州人。父陈士杰，山东巡抚。宣统三年，兆棠官惠州府知府。九月，粤中党人起应武昌，总督张鸣岐遁香港，民军遂踞省城，设军政府。潮州镇赵国贤自尽死，所统防军扰乱，守、道、知县皆逃。士民惧，坚留兆棠收抚防军，部署未定，二十八日，民党纠众攻府署，火及宅门，左右挟兆棠出。民军悬赏购执，令输饷十万贷死，兆棠曰：“死则死耳，安有钜金助尔谋反?”众怒，缚之柱，中十三枪乃绝。

在大多数人眼里，陈兆棠正如《时事画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然而令笔者好奇的是，陈兆棠一生的游宦经历，所到之处几乎都留下了廉能的好名声。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嗜杀成性?而他草菅人命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陈兆棠?为了能够清晰地认识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笔者通过搜刮大量地方文献，力图展现一个完整的陈兆棠供后人认识。

桂阳泗州寨陈氏是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陈兆棠之父陈士杰居位通显，是清季鼎鼎大名的中兴名臣，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基于自己的经验，陈士杰尤其重视家族教育，把几个儿子的学业全部委托给晚清大儒王闿运。在王闿运的悉心教导下，陈氏子弟均获得很大的成就，其中陈兆葵、陈兆文均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陈兆奎虽以举人出身，但跟从王闿运学习长达30年，久负文名，官至法部总检察厅检察官。在兄弟们的光辉下，仅是廪贡生的陈兆棠多少显得有些失色。宣统三年(1911)，陈兆棠在潮州知府任上被革命军枪决的不光彩事实，使得后人在研究陈士杰家族时会有意无意地避开陈兆棠这个名字。

有关陈兆棠最详细的历史传记见于《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民国六年惇庸堂刻本)的《清赠道员广东潮州府知府陈兆棠事略》，文长数千字，详细交代了陈兆棠的一生。众所周知，大多数族谱都有遮阴报喜的弊病，但是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记述仍足以采信。

陈兆棠“少有大志，长而能文，磊落瑰奇，激昂慷慨”，曾读书于泗州天苍岩、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屈子祠，历览天下名山大川，好学不倦，“以是知名当世”。但尽管他“以制艺名于时”，却始终无法敲开科举大门，“时论惜之”。光绪十五年(1889)，陈兆棠放弃了进入正途的科举道路，而是捐五品同知衔进入杂途，以知县选拔四川兴文县。但是，陈兆棠的仕途之始可谓一波三折，还没赴任就以母丧去官，服阕后再赴川井矾票盐局差次，又因父丧离任。据说陈士杰卒于衡州，陈兆棠仅用了12天就穿越路途艰难的蜀道到达衡州，一路平安，堪称神速，“盖纯孝之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守丧期满的陈兆棠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仕途奋斗。他先是在四川云阳县办理票厘，次年题补大邑县调署威远县，“判决疑狱，案无留牍，月余大治”，他还捐廉修建经纬书院，聘名士张肇文任山长，文风始盛。从威远调回大邑本任时，“父老攀辕苦留，步行送五十余里，皆泣涕沾襟”。大邑县“素称难治，抢劫成风”，“盗风甚炽，人有戒心”。陈兆棠下车伊始，即大力整顿治安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制法规，兴办团练以保卫地方，“不盈一载，四境肃然”。在大邑，陈兆棠展示出剿匪的特殊才华。邑中有匪目张老光子屡犯巨案，但历任知县均悬赏未获，陈兆棠则拿他第一个开刀，使得其他匪徒畏威而改过自新。

对大邑百姓来说，陈兆棠的最大政绩还不是剿匪，而是修建了平云书院，又捐俸银千两遣人到湖北官书局，购置经史子集等图书以广学生见闻，并在闲暇时到校与诸生诗文相乐，在当地传为佳话。陈兆棠在平云书院修成之日亲撰礼堂联：“痴心抱贾太傅爱国忧愁，环海吼波涛，无计请缨空痛哭;此地是范文忠吟诗故址，明经先器识，抗怀希古莫蹉跎。”流露出自己爱国而又报国无门的忧闷情怀。

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都府知府刘心源看中了擅长剿匪的陈兆棠，把他调任到匪“强悍异常，历年不治”，“盗案岁千计”的崇庆州。陈兆棠在崇庆州如何治盗?据清末四川著名干吏吴光耀所著的《西藏改流本末纪》记载，陈兆棠“重赏峻刑，盗绝迹。处己廉，故盗亦心服”。1926年出版的《崇庆县志》记述得更为具体：“以整顿保甲，清厘户口为先务。闻警即躬率健卒四出追捕，风驰电掣，擒馘甚多。”

《西藏改流本末纪》是吴氏的晚年作品，写作时无所顾忌，直书对某人的看法、某事的评价，可信度极高。从吴氏的记述中，我们已能看到陈兆棠嗜杀的苗头。陈兆棠任崇庆州知州时，黎承礼任新都知县。陈、黎二人都是督抚之子，门当户对又相邻为官，故非常要好。有一次陈兆棠为儿子向黎承礼提亲，但是黎承礼听说陈兆棠“岁杀盗三百人”，认为“治盗纯用杀，非法也”，就推辞了这桩婚事。

尽管如此，吴光耀眼中的陈兆棠仍不失为一个好官，因为自陈兆棠调离崇庆州后，接任者是“有严能名”的江油知县姜鹏程，但是相比之下，姜 “治效顿减”，“廉弗如也”。

一边是让盗贼心服的廉能，一边却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暴政，这让陈兆棠的真实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其实，这时候的陈兆棠还远没有变得引人注目。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兆棠自崇庆州调署简州。没多久，他的表兄夏寿言由四川川东道升授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陈兆棠按清制应援例回避，于是改官江西担任一个闲散的角色。这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陈兆棠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到江西后，他“不事争竞，惟吟咏自娱”，一幅与世无争的姿态。令人惊讶的是，当了5年的地方官，陈兆棠似乎清贫如洗。据他的弟弟陈兆葵所写的《同怀澍甘先生五十寿叙》，陈兆棠“至贫，不能治行李、迎妻子，及岑少保督川，始得稍稍发摅。”也就是说，直到两年后岑少保(即岑春煊)的出现，他才走出这个低谷。

岑春煊对陈兆棠来说绝对是一个贵人。陈兆棠在崇庆州时，正值八国联军入都掠夺，各地百姓争毁教堂为快。陈兆棠在这节骨眼上判断非常正确，对所辖的教堂“竭力保护，认真拿犯，教民虽有损伤，教士并无受害”，因此躲过了清政府对清末教案的秋后算账。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对清末教案的判断与陈兆棠可谓惊人一致。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成为慈禧太后红人的岑春煊晋为四川总督，即奏请将陈兆棠召回四川署邛州直隶州事。次年，岑调任两广总督，亦差遣陈兆棠随行入粤，统领武匡军。岑春煊按照规定送二千金给陈作统费，陈兆棠却“固辞不受”，还说“不要钱，不徇私，不任性”，自律自负如此。

陈兆棠的举荐人岑春煊 岑春煊(1861(辛酉年)-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创建者之一。壮族，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

当是时，广西全省饥旱，寇盗纷起，“大则屠城掠野，小则取财夺物”，“人民不堪其苦，官军亦莫能救”。岑春煊以陈兆棠素习兵法，让他招募桂阳子弟1500人组成 “两广棠字全军”，转战广西全省，破贼无算。陈兆棠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奋力前驱”，数年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军威未尝稍损，西征诸军以公军为第一”。此时的陈兆棠，已成岑春煊在广西战局中得力主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肃清，陈兆棠马上前往广东，奉岑春煊之命稽查广东全省各军，事业如日中天。

从一个小小的知县成为叱咤风云的一军统帅，陈兆棠完成了从文官到武官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会将陈兆棠性格中暴力的一面无限放大。当他在广东奉命办理惠州军务兼惠州营务处，继而破格提拔为惠州知府，专门负责清乡行动时，惠州就陷入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陈兆棠也就有了“屠伯”的绰号。

19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已面临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表现之一。1899年11月的澳门 《知新报》的一篇文章称：“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甚至多方渲染。比如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贼之炽，甲于他省。”陈兆棠在惠州办理军务时所要面对的匪乱，远甚于四川和广西。按照他自己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将四川时的重典治乱政策进行升级，变成了严刑峻法下的滥杀。

陈兆棠的滥杀在广东是 “有法可依”的。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倪文蔚为配合清乡，奏请在广东恢复就地正法。此后“就地正法”在广东一直伴随着清乡政策而沿用。在惠州，陈兆棠将“就地正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据1907年8月20日《广州总商会报》的《惠府陈守办清乡示文照录》，陈兆棠发布告示要求各约绅房族，“务将族内各匪速行按名捆送惩办，以期拔尽根除”。言外之意就是由惠州绅商来指攻族内匪徒，以达到清乡的目的。然而，真正的江洋大盗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因此清乡“就地正法”所杀者往往为“鼠窃狗偷”之辈，甚至是良民。

《时事画报》中《惠州府草菅人命》的图画新闻就是最为典型的滥杀案例：惠州永安(今河源紫金县)农民罗宾二，向来在上义墟做点小生意谋生，1906年时被土匪吴火光纠劫并将其绑架。罗宾二之父罗国瓒到县府报案后，清乡营务处破案还算迅速，将罗宾二和土匪一起抓回。没想到土匪居然行贿营弁胡有德，反诬罗宾二为绑匪，结果当陈兆棠审案时，竟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将罗宾二就地正法。事后陈兆棠知道自己杀错人，才将胡有德收押，但死者已不能复生。对于此事，《时事画报》编辑发出了 “掷笔三叹”：“陈守滥杀，脍炙人口，惠属人士，咸能道之。呜呼!自就地正法之例实行，各属清乡，不知几许!罗宾二矣，生民无辜，遭此惨毒!”

陈兆棠治惠三年一共杀了多少人，“令列属乡族，各自为册，注盗主名、区、处，兆棠按册捕诛，积三年，至三千余人，忌者腾毁，谓为‘屠伯’。”1909年11月27日，陈炯明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停止就地正法议草时的发言也印证了这个可怕的数字：“观陈兆棠之治惠，杀三千余人，其间实有冤抑。”在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一文中，甚至说“广东惠州府知州陈兆棠，莅任一月，所杀逾千人”。由此可见，说陈兆棠草菅人命，实在是无可厚非。

清乡既成就了陈兆棠，也使他走上了不归路。在晚清，“清乡委员”如同常设的官员被派驻各地，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而陈兆棠所特有的自卑心理——— 以廪贡生的出身进入仕途——— 让他不遗余力地奉行清乡政策，以获得进一步的晋升空间。难怪汪精卫说：“此宁嗜杀人之凶徒，必为虏廷所贵，使得益张其威福。故为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为陈兆棠。”

陈兆棠嗜杀的名声传到了恩师王闿运的耳中，这位深知陈兆棠品性的先生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兆棠正好50岁，王闿运有《作陈澍甘五十生日一联》：“五马一骢，弟兄衣绣;师鲸靖鳄，民物同春。”寄语陈兆棠官居高位后，应当师法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时，作《祭鳄鱼文》以驱鳄。只有用文治取代武治，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据王闿运之《湘绮楼日记》，此联之后还附有王闿运对陈兆棠的评价：“澍甘好杀，而不能杀洋人，故令其师鲸以靖鳄，不可杀也。”显然，他对陈兆棠的“好杀”感到忧虑。

陈兆棠的恩师王闿运 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与王闿运持相反意见的是陈兆葵。陈兆葵同样是在为陈兆棠祝寿的文章中说：“(陈兆棠)督盗贼所论杀颇众，当时或疑为严峻，去后民辄思之。以是川粤之间，言循吏者交相推引，沈司使、王分巡虽齐名一时，皆自谓不逮也。”言外之意是陈兆棠的好杀，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了犯罪分子，使得百姓赖以为安。

王闿运和陈兆葵分别分析了陈兆棠嗜杀的正反两面。事实上，历史证明王闿运更具有远见。因为杀人本来就是治标的手段，根本不可能根除盗源，而滥杀则又势必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普通百姓“为匪死，不为匪亦死”，“势必负隅相抗，作困兽之奋斗”。再加上此时清廷大厦将倾，草菅人命的陈兆棠也势必成为人民群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至于陈兆棠在地方上的廉政和善政，早就被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陈兆棠应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命调任潮州知府，一如既往地执行他的暴力哲学，“一日报诛三百人，郡中震怖”，令人齿寒。

陈兆棠被处决时的照片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轰动全国，潮州光复，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军所擒。11月22日上午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缚于竹梯，梯顶悬挂着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就这样，陈兆棠被押至署前的照壁下枪决。《清史稿》记为“中十三枪乃绝”，也有中19枪和中7枪之说，不管怎样，陈兆棠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陈兆棠被处决后的照片

临刑前，陈兆棠拟好遗言致其家属：“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这番话，让人想起当年陈兆棠赴川任职前曾向王闿运告辞，王闿运看着眼前那位苦于报国无门的热血青年，发出了“究有何益，徒令人茫茫耳”的感触。或者可以这么认为，陈兆棠之死，何尝不是清朝统治末势下一个令人无语的悲惨结局。

陈兆棠与陈炯明的关系

直击潮州知府陈兆棠行刑过程：枉杀三千人，身中十三枪

活捉潮州知府陈兆棠的革命志士孙丹崖手迹。陈兆棠，字澍甘，湖南桂阳人，出身鼎鼎大名的桂阳泗州寨陈氏家族，其父陈士杰是晚清中兴名臣。陈兆棠官至潮州知府，1911年以“民贼”、“屠夫”的身份被革命军枪决于署前的照壁下。

对百姓来说，陈兆棠的最大政绩是修建了平云书院，又捐俸银千两遣人到湖北官书局，购置经史子集等图书以广学生见闻，并在闲暇时到校与诸生诗文相乐，在当地传为佳话。陈兆棠在平云书院修成之日亲撰礼堂联：“痴心抱贾太傅爱国忧愁，环海吼波涛，无计请缨空痛哭;此地是范文忠吟诗故址，明经先器识，抗怀希古莫蹉跎。”

1900年，广西全省饥旱，寇盗纷起，“大则屠城掠野，小则取财夺物”，“人民不堪其苦，官军亦莫能救”。岑春煊以陈兆棠素习兵法，让他招募桂阳子弟1500人组成 “两广棠字全军”，转战广西全省，破贼无算。陈兆棠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奋力前驱”，数年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军威未尝稍损，西征诸军以公军为第一”，据称总共杀贼三百余人。

到1909年，陈兆棠治惠三年一共杀了多少人，“令列属乡族，各自为册，注盗主名、区、处，兆棠按册捕诛，积三年，至三千余人，忌者腾毁，谓为‘屠伯’。”1909年11月27日，陈炯明说：“观陈兆棠之治惠，杀三千余人，其间实有冤抑。”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轰动全国，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军所擒。临刑前，陈兆棠拟好遗言致其家属：“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11月22日上午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缚于竹梯，梯顶悬挂着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就这样，陈兆棠被押至署前的照壁下枪决。《清史稿》记为“中十三枪乃绝”。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不只出英雄，乱世也出屠夫。一个人在乱世或许会有多重性格，在某种环境下可能会激发其善良的一面，在另一个种环境下又可能会激发其罪恶的一面，人的一生难免受到外力影响。比如清朝末年，湖南一个官员，甚至比海瑞还清廉，但却被百姓恨之入骨!这个人就是湖南人陈兆棠!

陈兆棠，字澍甘，湖南桂阳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出身鼎鼎大名的桂阳泗州寨陈氏家族，其父陈士杰是曾国藩重要幕僚，晚清中兴名臣。他对陈兆棠的教育十分上心，还请来著名教育家王闿运为孩子教学。在名师的教育下，几个儿子进步神速，多年后，陈兆棠和陈兆文被带到翰林院进修，这在古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当时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

尽管陈兆棠十分努力有上进心，出口成章，文笔俱佳，但就是考不上，没办法，最后在光绪十五年(1889)老爹给他买了个五品官，以知县选拔四川兴文县。但是，陈兆棠的仕途之始可谓一波三折，还没赴任就以母丧去官，等处理完一切事宜后，自己的五品官也到期限了，不得已只好又花钱买了个县令当当。

他初官时，确定是百姓的父母官。他以官府牵头，带动黎民百姓造桥修路，兴修水利，他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出来捐建学校。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他要走时，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五十余里，父老皆泣涕沾襟。百姓和上级官员对他很赞赏，然后就将他调到匪患严重的崇庆州。

陈兆棠来到崇庆州以后，他后半生的开端，那么他是怎么治理盗匪之患的呢?史书记载:陈兆棠重赏峻刑，盗绝迹。处己廉，故盗亦心服。陈兆棠所到之处，在他上任的地方，人们都知道陈兆棠的凶狠毒辣，据说陈兆棠在崇庆州上任，一年之内就杀了三百人，不可谓不是心狠手辣。

到1909年，陈兆棠治惠三年一共杀了多少人，令列属乡族，各自为册，注盗主名、区、处，兆棠按册捕诛，积三年，至三千余人，忌者腾毁，谓为'屠伯'。陈兆棠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但明眼都知道这人没有好下场。陈炯明曾说：观陈兆棠之治惠，杀三千余人，其间实有冤抑。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轰动全国，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军所擒。革命军将陈兆棠缚于竹梯，梯顶悬挂着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清史稿》记为中十三枪乃绝，也有中19枪和中7枪之说，临刑前，陈兆棠拟好遗言致其家属：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

历史记载，陈兆棠在行刑的时候另可错杀一人不可放过一个，因此当时无论是否是坏人都有可能被杀害。一段草菅人命滥杀三千人的故事广为传颂，陈兆棠伏法无疑是满清走向末路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同时也是陈兆棠一生中作茧自缚的因果报应，恶人自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陈兆棠与陈炯明的关系

陈炯明不是那类一出世就能照亮全世界，呀呀学语就是指点江山的超人。也没有到处自封、吹嘘自己是救世主。称陈炯明是个大人物，是说他脚踏中华大地，极目大千世界，胸怀天下大众。他的一生都是呕心沥血亲力亲为出大汗，为大同世界谋福祉。

如果说，陈炯明在少年时代就有忧国忧民之志，蓄谋民主革命之思，言论举止无论有多壮怀激烈，只是朦胧中探索的心声。直到1899年4月(21岁)，在海丰县郊田心村试办小农场，他的思维与言行，才清晰地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救国救民之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06年2月，他在小农场组织“正气社”任总理，有了志同道合团队。同年7月考取广东政法学堂，是品学兼优的优等生。民族英雄丘逄甲、革命志士朱执信是他的良师益友。在学期间不怕官场险恶，领衔纠举惠州知府陈兆棠，陈炯明成为名闻南粤的英雄。

1908年8月，陈炯明联络县内各青年组织，在田心村小农场成立“海丰同盟会”，任总理，人数约600人。1909年6月6日，创办海丰历史上第一份新型日报《海丰自治报》，任主笔，笔名陆安。

1909年8月，陈炯明(31岁)由海丰县百姓公开投票，当选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0月，以最高票当选谘议局常驻议员兼法律委员会委员长。全面禁绝赌赙的呼声震动大江南北。陈炯明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舞台，展现其丰富多彩的一生。

同年12月，参与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策谋和领导广州新军起义。任敢死队长。起义的决策者议定：起义成功，推举丘逢甲、陈炯明分别担任广东正副民政长。丘、陈当时没有参加这次决策会议。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陈炯明遭清廷通缉亡命香港，加入了由刘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丘逢甲亲自出马极力为陈炯明辨解，官府碍于陈炯明的声望，立下不再追究的字据。3月中旬，陈炯明重返谘议局。12月初，陈炯明得丘逢甲等社会名流的倾力支持，创办禁赌总会机关报——《可报》，担任总编。

1911年1月，参与黄兴、赵声等策谋发动广州起义。起义统筹部下设秘书、调度、交通、储备、编制、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委陈炯明任编制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代理秘书课长，自任海陆籍敢死队队长，一身四职，见证陈炯明在策谋发动广州起义的地位和作用。4月27日下午起义失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据此又称为三二九起义，陈炯明定名黄花岗起义)，陈炯明遭清延追捕，流亡香港，又加入了刘师复的“支那暗杀团”。

1911年10月，黎元洪挂帅的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11月，陈炯明组织、发动广东淡水农民起义军任总司令。淡水农民起义一举成功，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步伐。陈炯明将淡水农民起义军整为广东革命军，破天荒地将军队归属国家。第一次提出北伐清王朝的主张。随着就任广东副督、代督、都督，国家授衔定威将军、陆军上将。在推翻清延，创立民国的征程上，陈炯明是屈指可数的辛亥革命元勋。

1913年7月，陈炯明卷入黄兴发起的“癸丑之役”，在举兵反袁的漩涡中失败流亡南洋。在中国国民党内遭袁世凯取缔，外被孙中山肢解的危难时刻，与黄兴并肩，确保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不倒。又与黄兴携手，反对日本和孙中山胁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点燃了反对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内战。同日，陈炯明在陆丰碣石召集旧部，组织广东讨逆共和军，任总司令 。追随云南，举旗反袁。

1917年9月，得程壁光强有力支持，陈炯明组建“援闽粤军”，任总司令，率师“护法援闽” 。将“闽南护法区”建设成举世瞩目的“模范小中国” ，在中华伟大文明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时代亮点。陈炯明被誉“社会主义将军” ，“中国的列宁”，漳州是“中国的俄罗斯”。列宁派特使赴漳州，表示要帮助陈炯明进行中国革命。陈炯明谢绝了苏俄送上门的军援，绝不充当苏俄傀儡。昭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师驱桂。11月2日收复广州。11月6日，广东省议会选举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广东省长。陈炯明第二次主粤，制定省宪，建立县议会，实现民选县长，聘陈独秀主长教育，推广“六三三制”，聘吴稚晖推广普通话，支持中共在广东蓬勃发展，全面实施禁睹、禁烟、禁娼，大力地方经济建设，推行联治民主制，支持和帮助彭湃开展海陆丰农民运动。建设广东模范省，谱写了时代的新篇章。陈炯明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1921年6月13日，桂系陆荣廷下令兵分三路攻粤。6月20日，陈炯明赴肇庆，统率粤军兵分三路迎战，任命叶举为前敌总指挥，自卫反击。8月5日，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离开南宁逃往越南。8月27日，桂军将领将韦荣昌、黄培桂、刘震寰、黄昭荣、欧元魁、马晓军、黄昌藩、邓鲁、林虎、黄业兴、李宗仁、黄其翔等联名通电，拥戴陈炯明为桂军总司令，暂理广西民政。陈炯明统率两广军队，肩挑两广政务，民间称之为两广都督。

1925年10月10日，陈炯明创建的中国致公党成立，任第一、二届总理。续写一生新的辉煌。1931年“9.18事件”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炯明率领全党，集资10万银元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捐资输将支援19路军淞沪抗战。第一个提出了各党各派、海内外炎黄子孙“齐集救国旗帜共赴国难”的政治主张，第一个明确将“收复失地，恢复主权”列入建国纲领。

1933年8月18日，陈炯明因在街边买了一串不洁马蹄权充早点。引发肠炎住院，拒绝赴日医治。9月22日，在香港黄泥涌毓秀街25号(陈炯晖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6岁(虚龄、1878—1933)。因身后贫困，借用其母寿材入殓。因无线买墓地灵柩暂寄香港“东华义庄”。

1933年年底，叶举(1881—1934)、张友仁、徐秋霖牵头、旧部集资，惠州父老热心赞助，李济深、陈济棠(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委员长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鼎力支持，买下紫微山以及鄂湖为陈炯明建造墓园。同时买下附近一片农田为守墓人的生活来源。蒋介石送赙金3000元。行政院长汪精卫也送500元。陈济棠除送赙金1500元外，每月资助陈炯明子女教育费150元，对老上司略表心意。马育航、张友仁等操持墓园修建。随着资助增多，墓园设计修改多次，终成天人合一、世所钦仰的古城名胜——紫微山庄(竞存墓园别称)。

1935年4月3日(民国24年、乙亥岁三月初一，广东禁睹纪念日)陈炯明归葬惠州西湖紫薇山麓——紫微山庄。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代表全军提前2天先抵香港，参与操办安葬大礼。惠州市民夹道数里，焚香跪迎忠魂回乡安息。陈炯明生前旧部，政界要员，以及亲属约300人参加了安葬大礼。出殡礼及安葬礼，共收到中国致公党各支部，新、旧军政要人，社会名流，生前旧部及宿怨等挽联、挽章达3000余副。社会政治家、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国学大师章炳麟(号太炎)为陈炯明题写碑文、碑铭。[ 拙文是个人学习、调查、研究心得。主要参考资料：康白石著《陈炯明传》，1977年香港出版。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林忠佳、王向京、陈朗星、林泽民、郑建城、蔡锦华等编纂《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1-6》，1994年3月“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编纂委会”编印，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准印证(1994)第140号。袁伟时、李吉奎、赵立人等前辈学者及其他相关文章、史料 ]

百年辛亥风云志 一代英雄民族魂

——辛亥革命与陈炯明

叶良方

清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肆意侵略，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衰弱无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侮辱。年轻的海丰学子陈炯明目睹了粤东农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生活境况，遂萌生了进行民族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他在海陆丰、惠州、香港和广州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与马育航等惠州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军营策动反正;先后参与了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的策划和组织。1911年10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打响后，陈炯明、邓铿等革命党人发动了惠州起义，与粤东各地同盟会员和会党联合组成循军和粤军，终于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实现了广东独立和建立共和政府。

一、 励志气勤读革命书 为民冤驳倒陈太府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年20岁的陈炯明(字竞存)，曾与挚友马育航一起游学惠州，结识了和平县徐傅霖、博罗县张友仁等学子。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炯明与马育航、林树声、林树芝，林抡升及林燕琼等人，一起赴惠州府参加院试，同时考中秀才。翌年六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北京沦陷，国势危急不可终日。目睹清廷对外腐朽无能，对内残酷镇压的行径，使他慨然兴起救国之思，也萌发组织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念头。他在书斋挥笔写了述志联云：“鼠骨未烧炉有恨，龙头不斩剑无功。”在田心乡小农场，他与马育航等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他日有用。十月，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受孙中山指派，在归善县聚集会党，绿林好汉等，发动三洲田起义。海丰水湄坑洪门首领洪阿重，在公平与可塘交界的大嶂山集合洪门会众千余人，积极响应惠州郑士良的三洲田起义，策划举事。当陈炯明得知洪亚重举事消息派马育航、黄凤伦前去调查其宗旨时，洪阿重因错失起义的时间和地点，被清政府出动惠州、平海和碣石官兵3000多人围剿所擒杀，归善郑士良的起义亦被清军所击败。陈炯明受到这一系列的影响，愤清廷之残酷腐败，遂蓄意图谋民主革命。他从香港带回了大量的西方政治书籍，在家阅读。其中梁启超在日本东京主办发行的《新民丛报》，宣传资本主义改良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与马育航、钟秀南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在小农场中聚会，议论国事，交流思想心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东巡抚出动两镇官兵，到海丰田墘捕捉三点会首曾乃灶，用囚笼解往县城杀害。目睹清政府残酷镇压反抗的群众，陈炯明更坚定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他在县城和汕尾港兴办了俱乐部和阅报处，多方接触志同道合的本邑读书人，并与马育航赴惠州、潮州、嘉应(今梅县)各属物色有志之士。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陈炯明因生活艰窘，在张友仁联系下，与马育航等八股文高手在惠州府考场上当“枪手”，常替那些赴惠州参加科举考试的富家纨绔子弟代考文章(俗称 “做马”、“打卷”)。当时惠州十属录取秀才的考场在府城学院衙(现十一小)，两人躲在考场的窗外等待屋里考生抛出纸团(题目)，接到纸团后便飞跑到邻近书舍替他们写文章，借此赚点钱，作为生活来源之一。期间结识了惠州府内不少仁人志士。是年冬，陈炯明与汕尾港基督教徒(商人)钟启泰、洪秉荣(工人)赴香港，经粤东同盟会负责人詹成波的介绍，与邑人白莲教会首领林苍龙等一起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在詹成波的支持下，又与林苍龙、钟启泰、洪秉荣等人设立“乐群书报社”，作为联络革命党人的机关。并指派钟启泰、洪秉荣从香港商船潜运郑贯公主办的《有所谓报》等抵县，使马育航、黄杰群等年轻知识青年深受《有所谓报》的影响，均赞成该报宣传的民族革命主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惠州知府陈召棠兼任清乡督办，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行杀之。甚至未满年之童子，亦不能免。此时正是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就学期间，他听了惠州乡绅的控诉之后，毅然与挚友张友仁一起接受惠州乡绅的请求，在诉呈上具名为首，联合惠州留省同乡会400余人，领衔控告贪赃枉法的惠州知府陈兆棠。粤督岑春萱迫于社会舆论，不能不对此略事敷衍，当堂宣布革除陈兆棠之职，闻者大快。但实质上清政府正需要陈兆棠这样的屠夫，当然不会撤他的职。不久，陈兆棠赴任潮州府知府。

据海丰名老中医袁驾洲先生回忆：“张友仁知陈炯明为人好抱不平，1907年因惠州知府陈太府(召棠)十分恶劣，惠州的一些绅士决定要告陈太府，但无人敢在告状第一名，因为具第一名的要到广州出庭对质，如被认为诬告有杀身之祸。张友仁认为陈炯明可取，介绍陈炯明具第一个名字，问陈炯明敢不敢?并说具第一名的可得一千元。陈炯明说愿意具第一名，但不知告陈太府的根据如何。惠州士绅列出陈太府十大罪状，并由陈炯明亲自调查人证物证。在证件确凿之后，陈炯明愿具第一名。惠州的一些士绅准备给他一千元时，陈击案批评说：‘我是惠州一分子, 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告陈太府的。’ 后将这一千元作为广州惠州会馆的建筑费。告状到了广州提督。提督提讯，陈炯明和陈太府当面对质，陈炯明力陈其罪，陈太府无言以对，被当场撤职扣押。陈炯明的名声因此大震，人们认为陈有本领，有胆量，又廉洁。”

二、方饭亭结盟正气社 表忠祠树帜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陈炯明与马育航在小农场召集陈演生、钟秀南、陈达生、黄凤伦等青年，将郑贯公提倡民族主义的《有所谓报》散发给众人阅读。读后，大家均赞成民族主义，当即成立正气社。社长陈炯明赴省法政学堂读书后，正气社的活动则由马育航主持。

是年6月，陈炯明负籍广东法政学堂甲班攻读，接受西方民主“立宪”的政制教育。因学业成绩甚佳，热心革命，得到学堂讲师李文范和日文翻译朱执信的赏识。并经朱推荐为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宣传部长，并在朱执信介绍下与革命党人莫纪彭成为莫逆之交。莫纪彭后来回忆说：“朱执信屡屡提及有学生陈竞存者，品学兼优，并且热心国事。是以余心仪其人已久。竞存寓广州旧仓巷鸿来客栈，而广州谘议局议员伍汉持，亦开设医院于此巷中。余每赴伍处，辄顺道拜访竞存，渐相投契。竞存身材修长，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相见如故，坦诚相谈。余往把晤，常与之纵论时事，盖竞存已有强烈之革命思想也。余兴尽辞出，竞存必亲送至门口，殷殷话别。” 此时，陈炯明与负籍两广师范简易学堂的老友张友仁时相过往，倾谈时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二十日，陈炯明从省法政学堂返回家乡。为避开清海丰县衙门耳目，利用学校放寒假师生回家期间，以到海丰县城外北郊二里许的五坡岭表忠祠祭拜文天祥为名，与马育航召集 “正气社”成员钟景棠、钟秀南、陈达生、陈觉民、陈演生、陈壮南、陈保群、林卓存、陈汉南、黄杰群等12名海丰青年知识分子。这群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海丰年轻新锐，迎着凛冽的寒风，登上方饭亭一起吟诵文天祥的《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有义尽，所以仁至”。并在表忠祠内对着文天祥的塑像焚香宣誓结盟，盟词曰：“吾辈当合力同心，弘扬正气，立公为国，舍生取义，救民水火”以及“推翻满清，恢复汉族主权”等语。监誓人陈炯明。盟誓时大家“切鸡头喝鸡血酒”的形式禀明志向，一起宣告成立广东惠州海丰同盟会，选举陈炯明为会长兼负责组织，马育航负责宣传，钟启泰负责交通，吴道洲负责财务。会部设在高田博约山房，隶属于孙中山为首的同盟总会领导，在海丰乃至粤东开展民族革命运动。

三 造舆论创办海丰报 孚众望当选省议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海丰同盟会筹资200元创办《陆安自治报》(后改称《海丰自治报》)。该报为八开白报纸面，单面印刷;每天印百余份，其中销往陆丰十余份;这是海陆丰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刊。印刷厂和俱乐部均设在城内郑祖祠(现彭湃医院职工宿舍)，公开名称为海丰县学生俱乐部，实则为海丰同盟会秘密联络机关。主笔陈炯明，编辑由马育航、黄杰群、陈达生。钟景棠、陈演生等分任。每遇县内有盗劫案发生，《海丰自治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揭露社会贫富不均遭致盗贼横行的治安状况。从此可证陈炯明“虽正在致力民族革命，而于社会根本病源，已有所见。”常以“陆安”为笔名，撰写时事评论，关注群众疾苦，抨击腐朽的封建制度。并组织一部分撰稿人写稿刊发，内容多是宣传民族革命，歌颂民族英雄;畅谈国是，针砭时弊，倡议地方自治;抨击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贪污腐败的丑闻。如揭露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杀汉族人民的残暴罪行。对当时陈裕珂等世绅把持海丰公局和义仓、几十年不算账等涉嫌贪污丑事，均在揭露之列。《海丰自治报》的言论，自然引起世绅的反扑和诬告。但许成熹、冯汝梅两任县知事对这些具有西方民主意识思想的知识青年，不敢惹火上身，均采取两面讨好的方法。即对报纸所揭的事情不予处理，也不敢对报纸进行干涉。清末贡生陈裕珂认为陈炯明是反对朝廷的革命党，甚至警告其儿子陈月波、陈达生不可接近陈炯明。但擅长易经的陈月波，经过起卦和爻理演算，深信陈炯明是一位非凡人才，他日必将出人头地。暗中携其弟陈达生到田心小农场参与同盟会的活动。此时期，孙中山在檀香山主办《民族主义报》也寄发到海丰县。陈炯明等也将《海丰自治报》寄给《民族主义报》，与之交换报刊。由于当时懂文化的读者很少，那些科举出身的老绅士满口“圣祖仁皇帝”，对这份具有新锐思想的报纸不敢看，对办报的知识青年更不敢靠近，自然不会买《海丰自治报》，甚至禁止子弟阅读。致使报纸销路不广，每期仅发行百余份。因此，仅办一年就停刊了。三月，海丰同盟会各区分会成立，其中海城一区有盟员200多人;公平二区负责人吴道周(医生、基督教徒)，会员许开元、许礼魁等6人;梅陇三区负责人林剑虹，会员徐策等4人;汕尾八区分会负责人钟启泰(商人)，会员翁效棠(监生)、林更生、颜复、吕展如、洪秉荣等20余人;青草分会负责人陈演生，会员蔡省三、缪鸿生、陈汝舟、洪书访等10余人;可塘、赤坑六区负责人曾伟南，会员曾伟平、余时若、卓壮翘等。各区同盟会均设有青年俱乐部或阅报室。是年春，两广总督兼督学张之洞委派江协庵(花县举人)为海丰速成师范校长，叶文铨(博罗留学生)任教员。两人均是同盟会员。校址设在五坡岭表忠祠，课程为数理化、史地及经学修身，授课时间半年。海丰同盟会成员多报名入读速成师范学校。其中第一届公费学生有陈炯明、马育航、黄杰群等30人。翌年，海丰建立高等小学堂，原定学习成绩最优良的陈炯明担任校长，马育航、黄杰群任教员;但海丰知县许成禧知道陈是同盟会负责人，不同意聘请他们教书;欲聘请反对新学的公局局绅陈伯希、吕月槎为校长及教员。海丰同盟会即发动学生以不入学籍表示抗议，最终逼使许成禧改聘马育航为校长、陈达生任教员。海丰同盟会占据学校教育阵地后，马育航、陈达生根据陈炯明的布置，在课堂上宣读社会新闻、时事政治，诵读爱国主义诗篇，对学生灌输民族主义精神，并通过在五坡岭祭拜文天祥、到赤岸溪畔凭吊卢参公以及到后门海边凭吊岩公等校外活动，来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感。并通过撰写文章和诗词，抒发各人凭吊时的爱国感受。后来，县城扩大到设有海丰高等小学2间，初等小学5间。校长马育航、罗邦光、陈赞南、陈觉民和黄杰群等;俱是同盟会员或是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这些新式学校的师生，成为陈炯明等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对象。其中学生受影响者过半，为海丰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陈炯明以第一届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他从广州带回大量的海外资本主义政治书报，以及同盟会的宣传材料，回乡在小农场倡办 “海丰地方自治会”。初露政治锋芒。后为筹资出让小农场，成立“戒烟局”，整顿育婴堂，发动社会绅士，成立了一个“核查县仓粮谷” 的组织，专门清理积弊甚多的县仓。陈炯明和马育航一边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等，一边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是年秋八月，冯如梅接任知县后，与哨官方先进(方耀侄)狼狈为奸，加征加勒税款。海丰高等小学堂师生，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联络开明士绅林晋亭、赖仲康写出帖子，并发动学生会员在大街、渔街等处张贴，揭露他们于税收之外私收烟赌捐的贪腐行为。

宣统元年(1909)四月，清政府预备立宪。七月初，全省开始谘议局议员选举。惠州十属各县共有5个名额，其中海丰1名。县城望族士绅为了当选议员，不惜屈尊到各家各户上门联络感情，希望得到尽量多的选票，以便扬名立万，光宗耀祖。有的富户，竟雇人抬着一担银元，沿街到各选民家派送。有的几个姓氏大族串通一气，企图买断全族的选票，垄断选举。有的则与官府相互勾结，企图通过县太爷的提名，捷步先登。陈炯明充分发挥同盟会的组织基础，发动海城青年学生为骨干的振君社进行宣传，揭露豪绅以金钱贿选等违宪行为。为集中成员的选票，主张在陈月波和马育航两人中选定一位为候选人(司选员)。他认为两位在海丰县城人缘名望高，具有胜算。其中陈月波出身于东笏陈氏世家大族，热心公益，在县城士绅中具有影响力。马育航是县城高等小学校长，出身于幼石街书香之家，办学有方，在全县学界中具有影响力。但陈月波认为，无论自己和马育航都比不上陈炯明的才干魄力、锐气和声望，建议众人推举陈炯明为候选人。马育航等同盟会成员一致赞同陈月波之提议，认为陈炯明享誉东江各县，且是同盟会领袖，理当为本会推举的不二人选;尤其是素来与陈月波不和的黄杰群，更力主司选议员非陈炯明莫属。为了选举能够成功，马育航即派吴道洲、许开元、黄凤伦等返公平负责海丰北部山区的宣传发动;钟启泰、林苍龙、翁修文、陈演生等负责青草、汕尾、田墘等沿海地区的宣传发动，卓壮翘、曾伟南等负责可塘、赤坑等东南片的宣传发动;陈炯光等负责联安霞埔等陈姓乡村的宣传发动;林剑虹、徐策等负责梅陇、鲘门、赤石等西北片的选票;钟景棠、钟秀南、林晋亭等负责县城四门及附城的选票，并由陈月波、陈达生兄弟利用其身份在东笏等陈氏大族争取选票。在海丰同盟会全体同仁的支持下，陈炯明终于被推举为本县司选员。

七月底，海丰开始正式投票选举，这是恒古未闻的新鲜事。投票那天，人山人海;海丰城内的举人贡爷、社会名流等俱出席投票选举。投票地点设在孔庙学宫的门口，知县冯汝梅带领衙役坐阵监票。投票人须向孔子行鞠躬礼，再行投票，以示圣洁无私。唱票结果：陈炯明票数位居第一，被全县大多数选民选为省谘议局议员。这次投票，也显示了海丰同盟会组织的力量。从宪法意义上来说，广东的谘议局与省督表面上是平等独立的立法机关。据当时统计：广东省合格选民计有141558名，选出议员共94人。其中有进士3人，举人25人。因此这些议员中，多属守旧派;在学识和能力上，胜任者占极少数。年仅31岁的秀才陈炯明在年纪和传统教育的学历上，是比不上进士和举人议员的资格的。可是他在法政学堂受过两年西方教育，具有新思想、新作风，是广东全省选民所选出的最合格议员。翌年三月，陈炯明正式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并通过抽签被委为常驻委员(月薪50两，合港币69元)。这为陈炯明广交反清志士、进行民族革命提供了资金和活动的新平台。从此，他利用省议员合法身份，借议坛开展反清活动，策划武装起义。此时，马育航亦放弃海丰高等小学校长之教职与钟秀南、陈演生等追随左右。他先后与在广州教忠初级师范学校读书的陆丰东海马柳庭、林蕴川，广东警察学堂读书的陆丰陈耀寰、罗觉庵，以及任职省参军的陆丰西山曾享平(贡生)、曾小苏(旅省学生)等结识，并与马育航等介绍他们加入同盟会。十月，广东谘议局开会，陈炯明先后提出了“裁撤广东善后局”，“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筑惠潮铁路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有利国计民生的提案。

四 新军役组建敢死队 丘逢甲救难咨议局

1909年6月，陈炯明参与新军领袖赵声、倪映展以及朱执信、莫纪彭、胡毅生等召开的会议，策划在新军中发起武装暴动。这是同盟会南方支部(设在香港)支持下的第一次武装暴动。会议部署为：赵声任总指挥，倪映典负责新军各营联系工作，张醁村负责巡防新军联系工作，胡毅生负责农村会党联系工作;其他各人则分别担任筹款、筹械、调查、通信等工作。按革命党人的计划，发动驻在广州郊外的新军反正，由附近民军响应之。并拟于起义成功后，推举丘逢甲和陈炯明分任广东正副民政长官。会后，陈炯明与马育航深入到广州郊外新军内部进行策反，认识了后来成为其重要助手的新军军官邓铿。12月，陈炯明与丘逢甲等三人作为广东代表之一，出席了上海举行的十六省谘议局联合会。但他并没有随各省代表去北京请愿，而是匆促赶回广州。因为作为广州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要组织粤东地区的同盟会员赴广州，参加 “广州新军起义之役”。 回到广州后，陈炯明令马育航、钟秀南、陈演生等回海丰组织选锋队员(即敢死队员)。指挥部考虑到起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届时官府可能采取弹压行动等因素，因此倪映典赴港与赵声、黄兴等商定：改变原定1910年2月24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的起义计划，提前到2月15日发动。2月9日(大年三十)，陈炯明连发二份电报回海丰：一嘱马育航、钟秀南等同盟会同仁，组织海陆丰籍有志之士于2月15日前赶赴广州河南，参加武装起义。二要其叔父陈开庭将家中老小送往香港暂避，防止清政府抓人要挟。并从香港运进大批军械炸弹藏于大东门外自己租所内，预备起义时供革命党人用。

1910年 2月12日早，马育航、钟秀南率海陆丰反清志士30多人赶赴广州。由马育航往谘议局向陈炯明复命，钟秀南带队伍交由广东陆军学堂学生陈耀寰和广东警察学堂罗觉庵(均为陆丰籍)安排，在河南潜伏，伺机行动。由于粤督袁树勋、水师提督李准事先获悉情报，下令全城戒严，旗兵在大小东门至大小北门一带严密布防。2月12日上午，倪映典在莫纪彭、方楚囚的护送下，由清水濠转入东大门，先至陈炯明寓所晤面，刚好陈耀寰与罗觉庵在座，倪即邀两人同赴燕塘召集新军。到达燕塘炮兵第一营后，倪映典自任起义军司令，勿促宣布起义。起义军行至大东门外茶亭附近与李准所辖清军提标防营遭遇，展开激战。清军伪称谈判，倪映典不知是计，欣然前住，被清军击伤堕马活擒，枭首示众。起义军一时群龙无首，士气互解，队伍溃散，起义遂告失败。是次新军之役，双方死伤共300人以上。

眼见起义已完全失败，马育航与陈耀寰、罗应平以广东陆军学堂学生身份掩护急赴河南，布置钟秀南带领海陆丰选锋队员即刻回籍，以躲避清军抓捕。马育航等化装成小商贩脱身回到陈炯明的寓所。当晚，清军大举搜捕，大东门藏械之所为当局查获，业主供出承租人为陈炯明。当局连夜派出捕快往谘议局缉捕。陈炯明与马育航跳窗脱逃，过窗时陈炯明被玻璃割伤浑身是血。两人撞开丘逢甲办公室大门，反身关上门闩。正在咨议局伏案办公的丘逢甲认清是学生陈炯明时，门外已响起砸门声：“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环哗啦啦地响着。丘逢甲急忙之际，指引他俩躲进办公桌背后的大书柜藏匿。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陈炯明!”丘逢甲坐着不动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捕快头目一晃手中的缉捕令：“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丘逢甲凛然地站起来说：“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丘工部?”“不错!”丘逢甲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连忙赔礼向捕快们一挥手，“到别处去搜!”翌日，清政府对陈炯明暗中参与新军起义的工作，已生怀疑，行文要谘议局交人。经省谘议局协议挽救，议员莫任衡呈文力驳水师提督李准的缉捕令，陈才免于被追究逮捕。2月14日，在丘逢甲帮助下，陈炯明与马育航、龚石云等化装成小商贩，乘船逃往香港。不久局势和缓，他和马育航返回海丰，恢复出版《海丰自治报》。将报社从星聚堂迁到寨仔埔黄氏家塾，继续发展同盟会组织。4月，他和同盟会员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郑彼岸等共8人，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至5月，陈炯明才返回广州，参加谘议局的临时会议，议论整顿粤汉铁路及筹抵赌饷等案。

五 黄花岗党人风云激烈 选锋队陈潮弹雨献躯

广州新军举事虽败，但革命潮流不可阻挡。1911年1月18日，黄兴、赵声、陈炯明、胡汉民等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起义统筹部。策谋“广州起义”(后来称之为黄花岗起义)。这一役是南方支部直接领导下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众举黄兴为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秘书、调度、交通、储备、编制、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其中，陈炯明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掌草定规则之事;胡汉民为秘书课长，掌一切文件之事。但胡汉民到2、3月间才返回香港，故由陈炯明代行秘书课的职务。统筹部决定组织一支400人的选锋队(即敢死队)与敌搏杀。其中，由陈炯明负责召集东江海陆丰籍选锋队100人，并由其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2月，陈炯明电召马育航从香港赶赴广州，与陆丰籍在穗学生陈耀寰、罗觉庵等，负责安排选锋队潜伏地点。时长居广州河南的广东省参军曾享平亦暗中参加了起义活动。陈炯明在司后街的寓所，成了革命党的秘密据点。为取得起义成功，陈炯明以谘议局议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广州第七甫《可报》馆设立邹鲁等寓居并藏军械的宣传机关，在仙羊街祥龙里设立陈达生、郭莲花寓居的旗界放火机关，以及在司后街设立邱锦芳等寓居的军队接洽机关。此外，为了更安全地隐蔽从乡下来的选锋队员，除了自己和马育航等所居住的司后街陈公馆之外，还租下莲塘街十二号、大东门寓所等作为军事机关，以使大量陌生人的出现，不致引起当地军警生疑。并派惠州籍同盟会员梁镜球(又名梁乃澄)，在莲塘街暗中负责与各方联系，组织广州起义。不久，陈演生、陈达生、陈小岳、陈协群、马醒南、陈汝英、马永平、陈其尤、吴道周、林斗文、陈竞杰等海陆丰同盟会员奉召到达广州，助理所任各事。接着钟秀南亦率陈潮等100多名选锋(敢死)队员抵穗。马育航并组织另一批海陆丰志士运送枪械，藏在钟秀南等选锋队员寓居的仙湖街始平书院。起义筹备过程中，他数次将炸药藏在年方9岁的长子马思齐身上乘夜船从香港至广州，成功地将炸药交给革命党人。为了革命，他连自己后代的性命都豁出去了。

统筹部原定起义日期为4月13日。不料4月8日温生才单独行动，炸死了广州将军孚琦，广州全市戒严。香港统筹部紧急召集会议，列席数十人。众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副之。议决延期至4月26日(三月二十八)举行，并部署以八百人之选锋(敢死)队，分十路进攻。其中第一路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张鸣歧)署;第二路由赵声率江苏，安徽同志百人攻水师提督(李准)署;第三路由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练公所;第四路由陈炯明、胡毅生率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界，兼占归德、大北两城楼……此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以备临时放火，扰其敌心。但在实际执行时，由于准备不足，领导人对起义的时间发生了分歧，导致行动不一致，给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投下了阴影。

由于当局严加防范，黄花岗起义连续4次改变起义时间，2次撤出参与起义人员。其中，4月25日，海陆丰籍100余名敢死队员就撤走陈其尤等70余人。4月27日中午，谭人凤由港抵穗，传达香港统筹部关于起义押后一日的决定。因不知黄兴住处，先到省谘议局找陈炯明，告以香港延期起义的决定。陈炯明即派人护送谭人凤往司后街小东营起义指挥部黄兴住处，随后感到不放心再派马育航赶赴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将香港统筹部总司令赵声及胡汉民的命令转告黄兴。自己则赶往河南，通知在那里潜伏准备袭击巡警教练所的陈潮等10名海陆丰籍敢死队员暂停行动。于午后三时赶到仙湖街始平书院，告诉胡毅生起义已改期28日。并要其通知集结在南大门外待命的20余名选锋队员暂停进攻行动。胡毅生因担心语言不通，无法向其率队的海陆丰籍的选锋队员解释清楚，请陈炯明代为传达。陈炯明见事情紧急毫不迟疑地直奔城外。此时，城中枪声骤然响起。当陈欲返回城内时，城门已被沉重地关上了。

再说50多岁的谭人凤赶到小东营起义指挥部时，告诉黄兴总司令赵声大部于28日才能到达广州。此时黄兴已一身军事装束，正在分发枪弹准备出发进攻督署。谭人凤请黄兴休息片刻接谈，黄不理。再据各种情形劝阻之。黄兴顿足曰：“老先生毋乱军心!我不击人，人将击我矣。”马育航接着赶到，将陈炯明意见转达给黄兴，但黄兴极不耐烦，把马育航推到一旁。嚷道：“别说了!别说了!” 黄兴将原定八百人分十路进攻的计划，临时改变为四路进攻：(1)黄兴攻总督署;(2)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延防营新军入城响应;(3)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4)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由于谭人凤传达香港统筹部延迟起义时间的决定。结果，只有黄兴一路发难，其余三路，没有发动。

是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之役猝然爆发，黄兴率领革命党选锋队130多人开始行动。其中惠州梁镜球和起义军一道，一举攻入总督署。但张鸣岐已得情报早有防备，督署空无一人。清军从四面围拢而来，梁镜球奋不顾身地边打边撤而负伤，被迫退回莲塘街机关，幸得何香凝之妹同盟会员何少卿(陆丰罗觉庵未婚妻)相助，乔装夫妻，脱险退至香港。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惠州籍华侨罗仲霍，亦跟随黄兴进攻总督署衙门，不幸左足受伤，被清军所俘杀。参加起义的10名海陆丰籍志士，只有陈潮领到一支驳壳枪，负责抢占仙湖街始平书院军械库。在与清军进行争夺战时，不幸腰部中弹，仍振臂奋呼，英勇战斗，毙敌数十人，清兵见而却步。终因敌众我寡，后方失援，始平书院被炸毁，陈潮被炸死，为七十二烈士之一。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东同盟会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陈炯明与马育航再赴香港，避居九龙城南。6月，陈炯明派陈演生，陈小岳先后赴南洋联络同志，运动筹款，图谋再举。同时与刘师复等十二人，组织暗杀团，谋炸清廷大吏，以推动革命事业的进展。

六 九龙城谋划再举事 暗杀团炸弹惊天地

1910年2月中旬，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之后，陈炯明潜回家乡海丰时道经香港，恰逢刘师复得同乡萧楚璧资助经费港币百元，与朱述堂、高剑父等六人组织暗杀团，设机关于香港般含道十六号，定名“支那暗杀团”。刘师复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时，提倡自由社会主义，陈氏极表同情，与刘师复甚为相得。故此，陈炯明与从广州一起来港的李熙斌一起暗中加入，籍以谋刺清朝封建大吏孚琦、李准等。随后梁倚神，丁湘田(师复之妻)、林冠慈(初名林冠戎)、郑彼岸等四人，亦相继加入，团员共计12人。未正式加入而参加团活动的，亦有10余人。朱述堂、高剑父等分头在香港九龙新界，和广州东郊幽僻之地，从事于炸弹炸药的试验及制造。

1911年4月，辛亥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支那暗杀团议决在粤行刺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戎改名冠慈自请为执行员，陈炯明介绍陈敬岳为执行员(均为惠州籍)，马育航、钟秀南负责运输炸弹。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自制炸弹，后有潘赋西、刘镜源亦愿担任执行。四人分四路守候，观察张鸣歧、李准的行踪，以便伺机行事。7月，刘师复，李熙斌，朱述堂等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8月13日午12时许，李准至双门底，林冠慈取弹掷击，致李准腰部和右手受伤， 20名卫兵中有8人受伤。林冠慈则因额上中弹，当场殉难。与此同时，陈敬岳在城外，载两弹于小木箱内，由长堤尾追李准至大南门口。闻巨响，知冠慈已行动，折入仙湖街，给警察发觉陈敬岳行踪有异，遂被捕杀。此次行动，暗杀团炸李准未遂，而林冠慈殉难，陈敬岳被捕，众团员悲愤已极。9月，四川铁路风潮起，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清廷为镇压粤东革命，特派满人凤山为广东将军。暗杀团闻讯派梁倚神、李熙斌、朱述堂到广州，准备谋炸凤山。据李熙斌的回忆，当时黄兴愤辛亥之役的失败，亦派李应生及其弟李培基(海丰人)等来粤图刺凤山，由暗杀团派梁倚神帮助布置一切。同时，陈炯明亦介绍陈其尤、马柳庭到广州见李熙斌，拟作执行员，另组一路。10月22日，梁倚神得上海电告，说凤山已乘轮往香港，刘师复亦得郑彼岸从北京来电，探得该轮于24日抵港，凤山将于25日晨准时抵达广州。是日清晨，梁倚神即往仓前街告知李培基。早8时，凤山乘“宝璧”兵舰登陆，在300名旗兵的随护下乘轿进城，从接官亭转入仓前街行至楼下成记洋店前时，李培基看得清楚，即拉绳去护板，七磅重弹从斜板上滚下，炸弹威力巨大，当场炸毙凤山和卫兵30人、市民10余人。连附近房屋八间俱倒塌，李培基拉绳后，即刻从铺后安全逃走。

至12月14日广东光复后，署理都督陈炯明命将葬于东门外红花岗的林冠慈遗体，举行改葬仪式。陈炯明亲自出席主祭。参加葬礼者有中国同盟会、循军、惠军等万余人。29日，署理都督陈炯明又下令将陈敬岳、温生才的遗体移葬于黄花岗上，举行了隆重的改葬礼，参加典礼者亦逾万人。

七 香港聚会策谋起义，惠州激战扭转乾坤

1911年9月，为响应武昌起义，同盟会香港统筹部作出决议，由陈炯明召集东江同志策划惠州起义。并获华侨林激真捐助2万多元作为起义经费。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众人在香港湾仔某街22号会商，议决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林激真为总参谋长，邓铿(字仲元)为西江司令，严德明为东江司令，丘耀西为博罗司令，其余如林海山，邓伊臣、李子先，欧阳俊，丘耀西，梁镜球，廖尚果，廖容等负责各方运动。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等负责筹划军需粮饷。会后，梁镜球接受陈炯明委派的任务后，化名黄剑仇，先期从香港潜入归善(惠阳)、博罗、东莞、河源等县，联络地方豪杰和革命志士，组织东江起义。张友仁(化名张夏)亦于此时经同年好友马育航的介绍加入同盟会，并通过张友仁暗中在城内宣传，发动惠州缙绅乡老响应起义。

11月1日，陈炯明与邓铿、严德明、陈经、丘耀西等革命骨干潜往归善县淡水墟，设办事处于邓铿之父邓伊臣的商铺内，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派林激真，丘耀西，梁镜球、陈洁等率队由苏村进攻博罗，并派严德明由水口发动民军率队助之。重阳节前夕，邓铿首先发动淡水起义，由罗坤、谢秀等48人联合附近沙坑乡民军支队司令叶柏质、坑梓乡民军支队司令黄德修等，一举攻占淡水。各地民军闻讯亦纷纷赶往马鞍墟参加起义。其中除陈卓廷、骆凤翔部千余人外，还有严德明部约千余人，李海山部约八、九百人，温子纯部约八百余人，钟子廷部约七、八百人，陈洁部约二、三百人。总计各路民军不下四五千人。起义军进军路上，不断有人马加入，至11月5日，兵力激增至一万余人，集结在距惠州20公里处的马鞍墟、三多祝、坪山、白芒花、横沥等地。其中主力起义军编为七个大队，约有三千人。因来自惠州辖下东江各县，故命名为循军。众推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以井田旗为军旗。起义军司令部设在马鞍墟。经商议，决定11月6日进攻惠州城。进攻前夕，又有陆军学生翁式亮率三多祝民军，钟鼎基率下村民军与起义军会合;王和顺率领的民军从东向惠州进迫;清水师所属的张叔谋部亦从东江来降。陈炯明当即召集各民军首领，申明军纪，宣布起义。首派严德明为先锋队，率部进攻归善县东门。

与此同时，丘耀西、陈洁、龚质彬、梁镜球等率领起义军，从淡水白坭塘向博罗城进发。11月1日激战马安。6日，起义军从公庄、柏塘分两路进攻博罗县城西、北两门。对此，《博罗县志》记曰： “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同盟会使陈炯明、邓铿到淡水组织民军攻惠州，另派梁镜球、丘耀西、林激真、陈苏、陈洁、龚质彬、叶敏卿等攻县城。十五日攻一夜，十六日上午入之。” 并记曰：“九月十六日(公历11月6日)，同盟会革命党人起义，攻西北二门，入县城。俘知县蔡国英，杀守备何赓廷。逾日，全县反正，为中华民国领邑。” 革命军攻下博罗城后，遂即奔赴梅湖合攻惠州。此时，欧阳俊等率军收复河源、和平县;周锋、游克桢等率军收复永安县;邓伊臣、刘镜源等率军收复海丰县，各路声势日盛、捷报频传。

惠州未起事之先，驻守惠州的陆路提督秦秉直(湖南人)，早已探知一批革命党人，由南洋轮船运送军火不经香港而径赴沙鱼涌，至平海一带海口登岸运到惠州。因此呈文省督饬令“深航”、“广庚”两舰严查驳艇，如发现逃跑，可即开炮痛剿。并在惠州拿获革命党人卢子卿、李洪等，在营务处审讯，供称惠州、嘉应州 (今梅县 ) 有多人在香港入革命党会。此次各自潜回私运军火，约期在惠州归善属淡水、龙岗等处起事。秦秉直当即饬令中军参将，通知各县营汛密查严缉。旋有第五帮带陈鹰扬赴营密禀：谓已查得会团革命党议在惠州暴动的消息。于是，秦炳直连发急电给省衙门，请总督张鸣岐派两军舰并大量援兵来惠助战。并发电给广东提督龙济光略谓：“党人声势浩大，惠城危急，恳即添拨一营并轻机快炮二尊，配足弹药，刻日拔队前来，幸勿迟延为要”云云 。

惠州是东江重镇，鹅岭为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惠州古谣云“铁链锁孤舟，飞鹅水面游，任君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军提督秦秉直，是一位行伍出身的悍将，辖下有新军8个营。其中4个营是骁勇善战的湘军。除2个营新军在博罗、坪山被起义军缴械之外，尚有6个营防守惠州城。即洪兆麟率2个炮兵连、1个步兵营(湘军)盘踞飞鹅岭一带高地;许德晋率4个营(内湘军3个营)扼守惠州府县两城。并给团练局发了300支枪，协同守城。因此，秦秉直信心极满，声言要死守惠州，企图凭籍东江这道天险和易守难攻的形势，击退革命党人的进攻。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埋藏炸药，妄图万一城陷，即引爆炸药，与满城无辜百姓同归于尽。

10月30日重阳节后，陈炯明与邓铿率叶柏质、黄德修、罗秋航各部近万人向惠州推进，从四面包围惠州城池。当时，各路民军除邓铿、罗秋航在淡水、龙岗收缴清兵及巡勇二百多支长枪外，其他各部的武器多是土枪、士炮、刀、矛等，故要攻破有着“雄关天堑”的惠州城绝非易事。并且如果强行进攻的话，城内外的惠州父老必定首罹炮燹。陈炯明熟读《孙子兵法》，深知用兵之道，因此，他大造声势，对惠州围而不攻。派手下割断城内与外地联系的电报线，断绝郊区对城内的一切物质供应;并派人对清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时惠州城外守军以管带洪兆麟，许德普两营主力最为精锐，秦秉直倚之为左右臂。因林善儒与洪兆麟、许德晋素很稔熟，陈炯明派林冠志(林冠慈之胞弟)与林善儒商议，设法游说为内应。林善儒潜入飞鹅岭，遂分别向洪兆麟、许德晋等将领晓以大义，陈说利害，策动他们参加起义。许德普不为所动。洪兆麟见清皇朝大势已去遂允为内应，但尚存观望之心理。

11月6日(九月十六日)起义军开始攻打惠州。下午，张鸣岐檄调分统保安队左右两营，兼带副前营之林干材，督率所部乘坐火车直抵石龙，以堵截党人来省之路。 7日，革命军大队长严德明，猛攻惠州城，在永湖、马鞍一线与敌遭遇，激战数日。第一军前线欲溃，危急关头之际，邓铿亲率百名精兵，到前线增援督战。他身先士卒，率兵冲锋。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士兵各个奋勇杀敌，终于击溃了优于自己的敌军。这一仗是攻克惠州的关键，邓铿显出了军事领袖的才能。在攻打惠州同时，陈炯明料定广州必出援兵救惠，遂在苏村设下伏兵。7日晚，两广总督张鸣岐果然调派统领李世桂、吴宗禹统率防营及保安队三营援惠。当清军援军刚到苏村时，便遭到起义军伏兵的猛击，狼狈溃退。发电向张鸣岐报告，电文中“有东江寸步不能行”之语。是日惠州中学堂学生、同盟会员陈经，连夜率领学生数十人赶往马鞍山，加入陈月桥部带领民军攻至馒头岭，与清军接战。陈经奋不顾身，冲向敌后，为敌所俘，被押回惠城就义。驻守馒头岭清军指挥许德晋见民军越聚越多，遂退回城内固守。

11月8日晨，观望数天的清巡营管带洪兆麟见广州援军已经溃败，惠州外无救兵，内成孤城。故此宣布起义。洪兆麟是湘军管带(营长)，为秦秉直手下猛将，素有威望。因此洪兆麟倒戈起义，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在湘军中引起震撼，清军军心大乱。归善县城卒为义军攻下。陈炯明遂派人约府城团练响应起义。秦秉直至此始知统率革命军者为前谘议局议员陈炯明，平素心仪其为人，但仍犹豫不决，乃以商和议为辞。当晚派手下参将到团练局，试探团练局各士绅意见。张友仁，黄维周、周醒南、陈景吕等年轻革命党绅士均主张：清廷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秦军门宜顺应潮流，欢迎革命军入城，以保存两城生命。年老的局绅如梁霭人，廖雨生等虽然发言慎重，都签名同意欢迎义师。参将据以回复，秦秉直闻之大怒，即欲下令逮捕团练局绅，治以反叛之罪。其师爷劝阻他道：“军门已给他们三百支枪，如果前往逮捕，势必抗拒，在城内交战，革命军乘机入城，岂不玉石俱焚?”秦遂听从师爷劝告，没有出兵逮捕士绅。立召驻守飞鹅岭的洪兆麟部回防府城，拟尽杀团练局各人，并命其与许德晋部出东门，合击革命军。但洪已为陈炯明所策反，抗命不听。对专差说：“我已参加革命军，本欲攻入惠城，擒拿军门献功。因素受军门厚恩，不忍下此辣手。最好军门先行退却，让革命军进城。如再延迁，我亦不能徇情了”秦炳直闻报一时绝望无语。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已听从惠州知府徐书祥的劝告，派代表与起义军协商献城投降。并以正式公文将所辖八营兵将移交起义军接管。知府徐书祥、知县阎梦谷遂相继向革命军投降。11月9日(九月十九日)上午，大清黄龙旗终于在提督府署、惠州府署以及归善县署降落，代之以同盟会会旗和循军军旗。陈炯明与参谋长邓铿率领循军入驻惠州城，设司令部于归善县城。惠州遂告光复，建立新政。入城后，陈炯明与邓铿将所属的七个循军大队、反正的清军以及民军整编为七个旅，旅长邓铿(兼)、严德明、丘耀西、黄德修、陈月桥、谢子瑜及陈卓廷。洪兆麟被任命为团长，率原湘军编属邓铿管辖。同时出榜安民宣布剪发，改归善县为惠阳县，任命谢义谦为第一任惠阳县长。任命林激真为驻惠州的岭东镇守司令。是晚，循军光复惠州的消息不翼而飞，立即震撼省垣，粤督张鸣岐闻之立即出走。

辛亥惠州之役的胜利，引致了广东全省的光复。9日，张呜歧逃往沙面租界。同盟会员陈景华等在谘议局推举胡汉民为都督，并由新军混协统蒋尊簋组设广东省军政府，暂为代理都督。调遣新军入城维持治安，即时降下大清黄龙旗，并将同盟会旗挂于谘议局屋顶上。29日，总司令陈炯明率循军七个旅6000多人进入广州城，被举为广东副都督、署理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