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杀人案纪实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连环杀人狂魔杨新海落网了，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判处死刑!以下是杨新海杀人案纪实：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2004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

杨新海杀人案纪实

杨新海，1970年出生，高中肄业，原籍河南省正阳县。高三时离家出走之后，杨曾先后到过山西、河北等地，在一些煤矿、建筑队上打工，期间因盗窃、强奸被2次劳教，1次判刑。从2000年9月起直至2003年8月，杨新海曾横跨皖豫鲁冀4省，疯狂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于2004年2月14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案件回顾

流窜四省疯狂作案26起杀死67人。

2000年9月19日，河南周口市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杀死2人。

2000年10月1日，安徽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肖营村椿树庄，杀死3人强奸1人。

2001年8月15日，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巨陵乡纺车刘村，杀死3人强奸1人。

2001年秋，河南周口市西华县康楼乡，杀死2人。

2001年冬，河南平顶山叶县县城东南一个村庄，杀死2人。

2002年1月6日，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人和乡刘庄村，杀死5人强奸1人。

2002年1月27日，河南开封市通许县，杀死3人强奸1人。

2002年6月30日，河南周口市扶沟县柴岗乡，杀死4人强奸1人。

2002年7月28日，河南南阳邓州市，杀死4人强奸2人。

2002年10月22日，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宋集乡翟胡村，杀死2人强奸1人重伤1人。

2002年11月8日，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杀死4人强奸2人重伤1人。

2002年11月16日，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刘庄村，杀死2人强奸1人。

2002年11月19日，河南漯河市临颍县王孟乡石拐村，杀死2人。

2002年12月1日，河南周口市鹿邑县王皮溜镇闫湾村，杀死2人强奸1人重伤1人。

2002年12月13日，河南许昌市鄢陵县马栏乡司家村，杀死2人。

2002年12月15日，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苗岔镇小李庄，杀死3人强奸1人。

2003年2月5日，河南许昌市襄城县库庄乡，杀死3人强奸1人重伤1人。

2003年2月18日，河南周口市西华县迟营乡，杀死4人强奸2人。

2003年3月23日，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城关镇，杀死4人强奸1人。

2003年4月2日，山东菏泽市曹县桃园镇三李寨村，杀死2人。

2003年8月5日，河北邢台市李道村，杀死3人。

2003年8月8日，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东良厢村，杀死5人。

连环杀人狂魔杨新海落网纪实

1、与杨新海的最后访谈

2004年2月14日，星期六，这天是情人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选择这一天，在漯河市对杨新海执行死刑。

自2000年至2003年的4年时间里，杨新海在横跨皖、豫、鲁、冀4省的边界地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强奸案，共连续作案26起，杀死67人，被人称之为"杀人狂魔"。

漯河市委、市政府对审理这样一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特别是对这次执行死刑，市里有关部门作了很严密的部署，头一天就把进入看守所的警车号码固定下来，并通知了在看守所门口担负警戒任务的武警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除去这些车辆外，其他任何车辆都不准进入。

为了能到达第一现场目击执行死刑的全过程，我们清晨5点钟就起床，穿上检察服，戴上检徽，来到漯河市检察院门口等待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市检察院的同行们，随他们一起来到看守所。

漯河市看守所坐落在漯河市南郊，位于漯河市干河陈乡毛寨村，当地人称作"南监狱"。看守所共有三进院子，第一进院子大门朝西，第二和第三进院子大门朝南。因前两进院子正在整修，所以院落里显得有些乱。

早上6点50分，我们将警车停在第一进院子里，徒步进入第二进院子。一道厚厚的铁门将第二和第三进院子截然分开，第三进院子里，便是看守所的号房。我们就在第三进院子的铁门前等候前来宣判的法官。这时，我看见几十名武警战士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已等候在第一进院子里，负责行刑的一队武警战士跑步进入第二进院子，立正待命。不多时，公安干警和法警们也先后乘车到达，偶尔有相熟的人握手寒暄或说上一两句调侃的话。

这是一个晴天，初春的晨风裹挟着料峭的寒意，将整个看守所吹得干冷干冷，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禁摸了摸身上略显单薄的衣服，不由得连打几个寒战，但一看到眼前充满战斗气氛的紧张情景，心里便被一种亢奋的情绪激荡着，企盼看到那真切地为民除害的一幕。

7点10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到了，随着他们来的，还有身背照相器材的记者。第三道铁门徐徐打开，等候在第二进院子里的公安、检察人员随之鱼贯进入看守所的第三进院子，约有10名武警战士在一名少尉警官的带领下，进入指定位置，铁门"咣"的一声又关上了。

看守所的干警在铁门后边的看守所过道里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了两把椅子，算是布置了一个临时法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要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过道内对杨新海履行有关法律程序。

临时法庭布置完之后，看守所的干警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手里接过提票，带领一名武警中尉和两名武警战士到监号里去提杨新海。

7点23分，随着哗啦啦一阵镣铐摩擦水泥地板的声响，在过道里等候的数十名公、检、法干警的目光齐刷刷地向监禁区惟一的出口看了过去，只见两名武警战士架着杨新海的胳膊，将他从号里押解出来，那名武警中尉和两名看守所的干警警惕地跟在后面。

杨新海的个子并不高，只有1.60米左右，加之身上戴着很重的镣铐，他的腰身佝偻下去，和3名高大威武的武警战士相比，他的个子还不到武警战士们的胸部。杨新海穿着一身新衣服，据说这衣服还是他被抓获后公安民警为他买的。杨新海的头上戴一顶草绿色面子的绒棉帽，帽子上的两个耳巴子支楞着，一走一忽闪，显得非常猥琐。可能由于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他的面孔显得有些苍白，目光里显露出一种躲闪不定的畏惧，此刻，用贼眉鼠眼形容他的长相最为恰当。

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真的使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背负67条人命债连续制造了26起惊天大案的魔头吗?

杨新海一步一挨地被武警战士押到法官们面前，刚刚站稳，抬头看见一名看守所的干警，强打精神说道："吴干事，谢谢你们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我走了，谢谢你们!"

这时，坐在临时法庭的审判桌后面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程慎生宣布："杨新海，我们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你杀人、抢劫、强奸、故意伤害一案，被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一审宣判之后，你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经过我院复核，裁定核准你的死刑。根据我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今天上午要对你执行死刑。你听清楚了吗?"

当审判人员明确地告诉他即将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一下，然后，他低着头回答道："听清了。"

"你对你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随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女书记员走上前去，拿出死刑执行通知书，让杨新海在送达回证上签名。他主动要求把纸放在地上签，书记员把送达回执放在了地上，杨新海蹲下身子，伏在地上，在送达回执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书记员要他在下面写上日期，但他忘记了这一天的准确时间。在书记员的提醒下，他写下了"2004年2月14日"的字样，并用右手的食指在日期上捺下指印。

接着是验明正身，也就是拍照临刑照片。两名武警战士架起杨新海走到一堵砖墙边，让法院工作人员为他拍了照。拍完照，杨新海刚刚转过身来，我凑上前去，将微型录音机送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家里人说吗?"

杨新海回答："我已经6年没回过家了，没有什么好说。"

"你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吗?"

"没有。"

"你有什么话要对社会说吗?"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罪有应得。"

这时，杨新海再次看见了吴干事，他问道："吴干事，副所长没来吗?"

吴干事答道："他还没来。"

杨新海说："请你转告他，谢谢他一个多月来对我的关照，谢谢你们!"

说完，杨新海再次被带到法官们面前，接受问话。

"杨新海，你对家人有无遗言?"

"没有。"

"有无信件、遗物和遗留的债务、债权?"

"没有。"

法官讯问完毕，让杨新海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杨新海再次伸出肮脏的手，在讯问笔录上捺下自己的指印。

7点40分，杨新海被押上一辆上面坐满了警察、武警战士的警车，在浩浩荡荡的警车和军用卡车押解下，拉着杀人恶魔的警车驶离了漯河市看守所，从漯河市南郊横穿漯河市，一直开到位于漯河市区北部的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8点20分，宣判大会开始。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女书记员任能能首先宣布法庭纪律。女书记员的声音并不大，但此刻却显得分外庄重有力，足以令所有旁听席上的人以此自律。

女书记员宣布完法庭纪律，站起身来，像是对旁听席又像是对着侧幕喊道："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程慎生和代理审判员陈伟、王艳玲缓步走进法庭。随着审判长程慎生宣布"将罪犯杨新海押上来"，两名法警将罪犯杨新海押进了审判法庭。

程慎生审判长直截了当地宣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豫刑二复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关于对杨新海执行死刑的命令，然后宣布："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道民的命令，将故意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杨新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3名武警战士走进法庭，从法警手中接过杨新海，将他重新押上那辆停在审判法庭后面的警车。

数十辆执行死刑任务的警车已停在1号审判庭的北面待命，负责执行死刑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迅速登上事先规定好的车辆，长长的车队缓缓离开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东大门，往北行进。

由于杨新海杀人过多，一手制造了多起灭门惨案，因怕受害人家属不能保持冷静的心态而影响死刑任务的执行，这次没有大张旗鼓地召开宣判会，长长的行刑车队也没有一路拉响警笛，只是在车队必经的路线上，比平日多了几名值勤的公安交警。

这时是8点40分，太阳静静地挂在树梢上，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友好地洒在人间大地上。漯河市的大街小巷和往常一样平静有序，人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有在街边打扫卫生和修剪绿化树的，有在北环城路从事公益劳动的，还有的早晨外出长跑锻炼刚刚返回，总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天要对一名杀人恶魔执行死刑。

车队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中行驶了大约13分钟，来到位于107国道郾城段东侧一个叫五里岗的村子后面，这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柏油马路，路两旁各有修路时形成的路沟。在路北边一段刚刚开挖的路沟旁，行刑车停了下来。几分钟后，一声枪响，杨新海应声栽倒在那个不太显眼的壕沟内。随后，我随着法院的法医和临场监督的检察官靠上前去，看着他们对进弹口和出弹口进行检查和拍照。

我看到，执行临场监督任务的漯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本案公诉人之一的殷鹏年抬手在监督笔录上写道：

被执行人：杨新海

枪响时间：2004年2月14日上午8点54分。

执行地点：郾城县境内五里岗村北小柏油马路北侧路沟内。

执行情况：一弹毙命。

当天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发消息：震惊全国、被国家公安部列为"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杨新海，今日上午在河南省漯河市被执行死刑。国内各大媒体、网站也迅速转载或播发，杀人狂魔杨新海伏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2、偏僻乡村的畸形儿

杨新海家住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的张夹行政村杨陶庄村民组，这里不通客车，从村里到汝南埠镇有3公里多的距离，道路凸凹不平。晴天，道路上被大车小辆辗轧得几乎翻成了筏头地，普通三轮车也难以行驶，雨天，路上的淤泥几乎深不见底，人踩上去也拔不出脚来，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是杨陶庄通往汝南埠镇的惟一的道路。

在杨陶庄村的200多户村民中，杨新海家是非常贫困的。他的父亲杨俊关和母亲杨詹氏住

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茅草房里，就在这低矮的茅草房里，杨俊关夫妇生下了6个子女。近年来，随着子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先后搬了出去，但老两口仍然住在这里。用杨俊关的话说，现在"房子已破得不行，一下雨，就得用塑料布盖一下"。

茅草房的一头是杨俊关夫妇的卧室，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的被褥也打上了不少补丁。松木床的旁边，便是老两口的厨房，用砖泥混砌的灶台上，支着一口铁锅，每到做饭的时候，整个屋子里便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茅草房的四壁，半人高以上的地方，都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尤其是房顶上，黑漆漆的，像是随时要滴下油来。茅草房的另一头便是牛槽，老两口喂养的一头瘦巴巴的耕牛拴在牛槽后面，白天，杨俊关把耕牛牵出去役使或拴在屋外的树底下;晚上，把耕牛牵进屋来喂草料，然后，就让它栖息在牛槽的后面，牛粪牛尿也排泄在这里。每到天亮的时候，牛槽的后面就成了一道牛尿的河，杨俊关每天都要用土坷垃垫在耕牛的脚下，牛粪、牛尿和土坷垃越积越厚，隔一段时间，杨俊关就要找人对牛圈清理一次。一走进这间人畜混住的房子，既有一股农家烟炊的熏燎味，也有一股浓浓的牛粪、牛尿的臊臭味。这就是杨新海出生的老屋。

杨新海生于1968年7月17日，属猴。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杨新海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这些成分的人都是属于专政对象。因此，在杨新海很小的时候，他家就受到歧视，他还年幼不懂事儿的时候，就时常被村里同龄人称为"地主羔子"，嘲笑他、羞辱他，使他备感屈辱。尽管兄弟姐妹很多，但他从小就在村里有一种孤独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游离于人群以外，这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不爱说话的性格。

正阳县属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这里本来就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杨新海的父母孩子多，花销大，比一般人家显得更贫困。杨新海虽然兄妹6人，家里却没有一个上学识字的，也正是由于父母生了他们6个儿女，排行老四的杨新海"从小就不受重视"。在杨新海的记忆中，从没有人给他买过衣服，也没有人给他买过爱吃的东西，更没有任何人教他读书识字。

1976年暑假，杨新海已经8岁，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上学的冲动，向父亲闹着嚷着非要去上学，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兄弟姐妹6人全是睁眼瞎，也不是个办法，小海儿要上学就让他去上吧。"父亲把他领到学校报了名。老师对他进行测试时，发现这个孩子脑瓜特别聪明，于是，没上过一天学的他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杨新海知道家里供自己上学不容易，从上学开始就十分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杨新海的身体没有同龄人发育得快，尽管他到8岁才开始上学，在同班同学里，年龄算是比较大的了，但他的个子并不高。加之和他与生俱来的地主成分产生的威压，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在学校里，他怕别人欺负他，轻易不敢和同学说话，一到学校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下课后除去上厕所也不出来玩。由于他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优秀的。

放学回到家，幼年的杨新海常常一个人愣愣地独处，呆呆地对着一个地方看，对着一种东西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看得时间长了，他好像看出一点门道来，他就模仿着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一开始画得不像，画着画着就像了。从他开始上学时起就喜欢画画，一回到家里，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画画、写字，据村里人讲，"海儿从小特别聪明，喜欢画画，画啥像啥。"

70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的还是公社化行政体制，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称为公社社员。人民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对社员的劳动计酬方法是按其贡献大小发给工分，社员凭工分的多少领取口粮和参加年终分红。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杨新海一到周末放学后，就下地割草或者给生产队放牛，割的草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室挣工分，放牛可以直接记工分。

在村民的眼里，幼年的杨新海懂事、勤快，老实得很，是个好孩子。他每天默默地去上学，放了学又默默地回家。回到家里，他不跟别的小孩玩耍，一个人默默地玩，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据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杨新海小时候连杀个鸡都不敢，我们也想不通他怎么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杨新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家里只剩下父母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5口住在3间破旧的房子里，周围是就地取土打的墙，上面是用麦草苫的屋顶。父母住在东间，他和弟弟妹妹住在西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到家里，只见3间破旧的草房乱糟糟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只有母亲独自坐在

院子里抽泣。他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止住哭泣，抬头看了看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又大放悲声地哭起来，边哭边抽咽着说："海儿，你爹他喝药了!咱们娘儿几个咋活啊?"

杨新海劝娘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娘擦了擦眼泪告诉他：当天下午，哥哥家的小孩在地里玩时，偷掐了生产队的油菜花，被生产队的干部抓住了，马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哥哥，让他承认是他有意唆使"地主羔子"破坏生产。哥哥说，那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我没有唆使他。生产队干部说哥哥不老实，要对他进行罚款。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也被叫去参加批斗会陪罪，回到家里一直唉声叹气，趁杨新海的母亲不在跟前，气得喝下农药要自杀，当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口中已经溢出白沫了。母亲赶紧叫来哥哥，一家人慌手慌脚拉着父亲去医院抢救，现在，父亲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

杨新海本想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但他不知道哥哥们把他拉到了哪个医院去抢救。他抬头看了看苍茫的天色，太阳早已下山，不知何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他突然生出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那无边的黑夜好像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威压，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虽然父亲大难不死，但杨新海对这件事很想不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他认为，小孩掐油菜花儿玩，在农村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我们家人的头上就成了现行搞破坏?地主、富农的后代就永远坏吗?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挨批斗，这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

还有一件事是杨新海上了高中以后发生的。那时，农村的行政体制已经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为了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唯成分论的观点也越来越淡化，他家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尽管成分淡化了，但是，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却一时无法彻底革除，像他们这样成分高的家庭仍然在人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刚考上高中那年，他的哥哥需要盖房，村里给他哥哥划了一片宅基地，哥哥欢欢喜喜地购置了盖房所需的东西，请人看好了黄道吉日，动手盖起房来。可盖房工程刚刚开始起步，村里一家势力较大的人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也要在这块地方盖房。杨新海的哥哥当然不让，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经多次找村委会干部调解，最终仍不了了之。后来，对方见不能强占这块地方，为了不让杨新海的哥哥盖成房子，硬是在这块地上挖了个大坑。

对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杨新海无能为力，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用杨新海的话来说，经历幼年时的种种遭遇，"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太不讲理了"。

杨新海幼年时生活的驻马店地区属黄淮海平原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人民公社化时，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家缺粮吃，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才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了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成为维系温饱的惟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因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快速的改变。

杨新海的家离县城只有十五六公里远，但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没到县城去过，他所见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周围灰褐色的村庄，他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他所留下的很多记忆都是暗淡的、没有任何色彩的灰色记忆。高中时，杨新海爱上了文学，这以后，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后来，虽然中途辍学，但他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杨新海落网后，曾在狱中写过回忆录，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乡愁》，这部分主要是记录他幼年时对家乡留下的印象，一开头写道："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上边，有一座桥，那座桥给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

我们在杨新海家乡采访时，有村民告诉我们：杨新海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画画，而且还喜欢文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爸爸妈妈会为他萌发的绘画天赋欣喜不已，会为他刚刚显露的文学细胞而感到自豪，千方百计培养他，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提供成为画家或文学家的机遇和条件。如果这样，也许今天的他至少不会是一个人人喊诛的杀人犯、遭人唾弃的丑恶化身。罪恶的根源还是贫穷落后和缺乏教育，这些东西像是一块巨大的土坯，牢牢地压在杨新海这个刚刚钻出地面的嫩草芽儿上面，把它压得弯弯曲曲、七扭八歪。由于这种心理的萌发和膨胀，把他变成了一个畸形儿，形成了和常人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方法，慢慢地嬗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3、阴森的孤独少年

1983年暑假，15岁的杨新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汝南埠镇中学的高中班。离家远了，离亲人远了，他仍是整天一个人默默地独处，一副老成稳重的样子，不苟言笑，从来不和别的同学打交道。他的模样老是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这时的他，逐渐成为一个孤独型少年。

原先读小学时，学校离家近，杨新海放了学都是回家吃饭。那时，尽管家庭生活不好，

但每当放了学回到家里以后，母亲总会做好了饭等着他，别管在家里吃得多差，母亲终归会让他填饱肚子，而且总会有母亲做的热汤喝，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

上初中后，因无钱吃学校的食堂，每顿饭要往返三公里的路，他时常迟到。为了不迟到，后来他就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表爷家，而这个表爷家能提供住宿，没有人帮他做饭，他只好背上柴米在表爷家自己做饭吃。

上了高中以后，离家有四公里多路，再回家吃饭就更来不及了，花销也相应大了一些。学校为方便学生生活，开设有大食堂，其他同学大都在学校食堂买饭吃，杨新海不行，他家里连买作业本的钱都没有，哪里有买饭的钱?只能自己动手煮野菜吃或者烧饭吃。可是，学校只有大食堂，没有为学生准备开小灶的地方，烧饭到哪儿去烧呢?刚开学的几天，杨新海只有吃从家里背来的凉馍，喝点开水充饥。每到学校开饭的时候，杨新海看到别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地从学校食堂买了饭，吃得有滋有味，他自己却躲在一旁吃凉馍，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味，更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星期天回到家里，他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日子过得这样穷?还说，要是再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个学他就不上了。

父亲说："海儿，你兄妹几个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数你聪明，有出息，是咱们家惟一上高中的人，你无论如何要坚持把学上下去，只要你愿意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应你!"

杨新海说："你光是口头上说供应我上学，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你让我怎么上学?"

父亲说："我马上就去为你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父亲说到做到，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去了趟汝南埠镇，在离学校500米远的村子里，找到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是杨新海的表姐家。表姐家不仅离学校较近，而且经济状况较好，一家人也很热情。父亲竭力向他们夸奖儿子如何聪明，说这个孩子只要好好培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表姐一家不仅答应可以借用厨具、灶具让杨新海烧饭，还答应可以在他们家借宿。

将杨新海安顿好以后，太阳快要下山了。父亲告辞亲戚和杨新海，一个人赶回家去。杨新海将父亲送到村头，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一扭头回了表姐家。这天晚上，表姐家的晚餐做的是白面条，为了对他表示欢迎，特邀他一起共进晚餐。杨新海吃着香喷喷的白面条，感到这是他自长这么大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心里不觉对表姐一家人涌动起一种感激。就这样，杨新海开始了借宿亲戚家的寄读生活。

不能天天、顿顿跟着人家吃。第二天早上，杨新海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了。表姐家为了与杨新海的做饭时间不冲突，等杨新海放学回来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早饭，刷好了锅，杨新海一个人默默地用表姐家的柴禾热一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菜窝窝头儿，烧了点稀稀的面汤，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了学校。就这样，杨新海每天生一顿熟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地开始了自己做饭吃的高中求学生活。

一天，杨新海中午放学回来后，见表姐家里炸油条，但却不是给他吃的，他还得用表姐家的柴禾、用表姐家的盐，烧水煮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面条。表姐一家人在餐厅里有滋有味地吃油条，而他则躲在自己借宿的斗室里呼噜呼噜地喝那没有一点油腥味儿的白面条。

还有一天中午，表姐家吃肉包子，杨新海放学回来一边煮饭，一边闻着肉包子发出的诱人香味儿，口里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涎水。他偷偷地瞟一瞟表姐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装馍装面的脏兮兮的白布口袋，心中陡然感到了贫与富的差别，一种无形的自卑感油然而生。

表姐家还加工米花团子卖。每当杨新海放了学回到住处以后，操作间里总是传出浓郁的爆炒米花的香味和熬制稀糖所散发出的黏稠甜味。这时的杨新海正当青春期，贪玩和馋嘴是这个年龄的农村男孩子的天性，杨新海多么想抓几块米花团子尝尝啊，但是，表姐家的人只顾忙着各自的事，谁也想不到这个馋嘴的男孩想吃米花团子，没有人去让一让他，更没有人主动送给他哪怕是一颗米花团子吃。而此时的杨新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表姐家的人不给他，他又没有钱买，硬是生生压抑自己想吃米花团子的欲望，他虽然感到了自己欲望的可悲，却也觉得表姐一家人也真的是太可恶了。

杨新海在表姐家住了一年多，这种贫富差别的场面见识得越来越多，他心里原先对表姐一家人产生的感激之情慢慢消失了，他觉得，亲戚只是形式上的亲戚，没有一点亲情，随之在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哀怨的情绪："他们家包饺子、炸油条，却不喊我和他们一起同桌吃饭，连那一箩筐一箩筐的米花团子也不让我吃一个，这算什么亲戚?也太看不起人了!"

这种情绪一旦产生，便在杨新海的心里扎下根，从此以后，杨新海虽然表面上仍对表姐一家人客客气气，但背地里却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让你们看看，让你们知道我杨新海并非寻常之辈。"但他的这种情绪，只深深地埋在心里，表面上仍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只是时而在眼中露出一丝阴森的目光。

自小学到中学，杨新海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这使得他一度成为家人的希望，但也时常受到同学们的妒忌，尤其是家境的贫穷使杨新海难以在人前形成自尊。杨新海认为，那些同学妒忌他，就是怕他将来超过了他们，越是如此，他越是在心里与他们较劲儿。他不容许别人看不起自己，逐渐在内心深处形成了过度偏执的自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近期内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了离家出走闯荡世界，没想到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5年，杨新海在汝南埠镇中学上高二，到了这年3月间，杨新海本学期的学费还没有交上，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杨新海趁星期天回了一趟家，向父亲索要学费。吃过午饭，父亲从床头的席底下拿出一个布包包，打开一层层的包装，从里面拿出一叠带着浓重汗味的纸币交给他，说："海儿呀，这50块钱过年时我没舍得花，是准备开春时买化肥农药用的，你交学费急用，就拿去吧，过几天我再给你去送吃的东西。"

杨新海接过钱，本来想再说父亲几句什么，但一看到老人家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杨新海带着这50元钱，头也不回离开了家。他当时可能想不到，这是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最后一次回家，从此后他开始了非正常人的生活。

那天下午，杨新海带着父亲给的50元血汗钱，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步履迈得很沉重，3公里多的路程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边走一边漫无边际地想，从小时候别人喊他"地主羔子"想到上小学时候同班同学欺负他;从哥哥的孩子掐生产队里的油菜花子想到父亲的服毒经历;从家里3间破旧的茅草房想到哥哥盖房的曲折;从在学校遭受同学的白眼想到在亲戚家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这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大男孩，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

"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子弟，就是上学上到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呢?即使考上大学，我的家庭能供应得起我继续上学吗?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想过来想过去，他觉得要想尽快改变当前的处境，还是要出去闯荡一番。他认为，只要走出这片小天地，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到处都是机遇，到处都有黄金，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抱回一个大金娃娃。杨新海回到学校后，既没有向老师打招呼，也没有和寄宿的亲戚家说一声，暗自邀集了几位同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地开溜了。

一个星期后，杨俊关和往常一样到学校去给儿子送粮，他先到了杨新海寄宿的表姐家，表姐告诉他："小海儿有三四天没有回来了，不知是住在学校里，还是回家了。"杨俊关找到学校，老师告诉他："杨新海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去哪儿了。"同时出走的还有同村的几个同学。夏收时候，村子里同时出走的学生都回来收麦子，而杨新海却没有回来，他们告诉杨俊关说杨新海去焦作煤矿打工。可是收完麦子回到焦作的同伴发现杨新海已经不在那里。

应该说，杨新海最初产生外出闯荡冲动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是充满美好憧憬。请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和与他一起外出的同学们一样，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们的创造力可以让他们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破坏者。所有的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都是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出去闯荡的。如果说在这以后，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没有被侵犯，或者说被侵犯得很少，换句话说，如果说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了适宜发挥的土壤，也许他们都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但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我们的这些"如果"，杨新海此后的一系列经历，把他那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神经刺激得更加脆弱，把他那本来已经严重变形的人格扭曲得一塌糊涂，使他那本来已经近于残酷冷漠的天性逐渐绽放出罪恶之花。

4、冷酷的流浪汉

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这一下，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那一刻，杨新海的脑子"呼"的一下懵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再说，在这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结果，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才把自行车还给他。这20元钱，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

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已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高，租房里越来越热。睡了一会儿，杨新海爬起来，想打开租房的窗户，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他感到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大嫂……不不，大姐……你，你?"

女房东却不羞涩，很大方地问："兄弟，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

说起今天的事，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把头一低，叹了一口气说："唉，别提了，今天让人给宰了!"

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问："快说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了?"说着，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

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走到门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门，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女房东也算配合，只是在嘴里嚷嚷着："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

事后，杨新海有点担心，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想出歪点子来整他，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房东走后，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把该擦的擦擦，该洗的洗洗，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到时候，她就是想整我，只要我不承认，她也拿不出证据来。若是整不倒我，丢人的还是她。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每天卖水果回来，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女房东也不推辞，也不感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等杨新海走后，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隔三差五，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

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有一次，杨新海卖水果时，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便与她搭讪起来，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说定25元一次。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一进门，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女孩说："干这一行的规矩，必须先付钱后办事。"杨新海无奈，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那女孩装好了钱，也就不再客气，二人宽衣解带，很快便进入了情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女房东回来了，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便急急地敲他的门，还说，如果不开门，她就去打"110"，让警察过来抓他们。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气得直骂他发贱，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从此，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

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5、婚姻的失败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6、五年出狱变本加厉

杨新海在成都给父亲拍过电报以后，又一次戏耍了父亲，他并没有在成都等着父亲去接，却在父亲到达成都的头一天上午离开了成都，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从此后，杨新海再没有踏进家门，罪恶的足迹遍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大半个中国。

杨新海自从在西安、石家庄、广州因盗窃先后被抓获劳教后，他在别的城市不敢轻易出手了。他认为，城市人警惕性高，防范严密，各家都装有铁门铁窗，不容易下手。再者，城市里110行动快，即使作案得逞后也不容易逃跑，一旦被人抓住，又得蹲上年把二年的"笆篱子"，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说，若让家乡人知道了也老没有面子。在这以后的多次作案时，他通常都不会选择住宅豪华的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这样的人家他也会放弃，他害怕这样的人家与城里人有牵连。

"可能是因为自幼家里穷，他很自卑，从来不敢与城里人过招。"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事后这样评价杨新海。

杨新海在外闯荡了一阵子，觉得在城市里不好存身，便琢磨着还是回到河南老家去，于是，他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但是，走出信阳火车站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使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还不是整天出死力，干笨活儿，让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火车站，父亲要把我带回家，我不愿意跟他走，现在，我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家里人该怎么看我?再说，父亲接到我的电报以后，亲自跑到成都去接我，我没有等他，回家见了父亲、见了家里人，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杨新海前思后想，决定不回老家了。

杨新海这次回到农村来，并不是要在老家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生活的资本，此时的他，已经对劳动没有了一点兴趣，他是瞄准了农村这个作案的广阔天地，要在这里寻找一条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性特别熟悉。他知道农村人居住分散，防范意识差，不少人家连院墙也没有，有的即使有院墙，也大都是用泥土打造起来的，又低又矮，一抬腿就能翻过去。农村的房子大都只有一道木门，门后边是个横插的门闩，用刀一拨就可以把门闩拨开，然后长驱直入。

杨新海既然选择了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就觉得还是不回老家好，因为老家认识他的人多，作了案容易暴露，即使不被当场抓获，公安也容易顺着线索找到他。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现了他在偷盗，也会出来阻止他。此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们是怕吃出麻烦，给自己惹祸，给自己的家人惹祸。

于是，杨新海便在信阳一带就地作起案来。

信阳虽说离杨新海的老家100多公里，但这里农村的情况和他们老家几乎一样，熟悉农村情况的杨新海盗窃很容易得手。不过，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也要担惊受怕。一次，杨新海夜间偷了30来斤绿豆，天亮时扛到集市上卖。他惟恐被人认出口袋抓了现行，不敢摆在粮食市场里卖，边走边寻找买主。他找买主也不敢找年轻男人，更不敢找干部模样的，而是专挑老年人或妇女，他认为这类人保险系数高，不会对他产生怀疑，即使产生怀疑，也好摆脱她们。

杨新海到集市边儿上，两只眼就贼溜溜地乱瞅。他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便迎上前去搭讪说："大娘，你买绿豆吗?"

"不买。"

杨新海认定了这位老太太，把盛绿豆的口袋往地上一放，说："大娘，你看看咱这绿豆，货好，还便宜。我家里有急事等着用钱，你就全当帮我一个忙，把它买下吧?"

老太太不经意地问："多少钱一斤?"

杨新海见老太太上了钩儿，进一步拉拢说："你就别问多少钱一斤了，我刚才过了秤，这足足有30斤绿豆，你就给我15块钱得了。"

当时，市场上绿豆的价格大约1元钱1斤，杨新海喊出的这个价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老太太真的动心了，马上掏出15元钱交给了他。

杨新海接过钱来，就慌慌张张地要走，连口袋也不要，这让老太太起了疑心，遂喊住他问："小伙子，你慌啥哩?这绿豆不是你偷来的吧?"

杨新海赶忙回过头来，又拿出5元钱交给老太太，说："大娘，你老要是嫌吃亏，我再找给你5块钱，可你不能这样胡说啊!"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老太太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她回过神儿来时，杨新海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次经历让杨新海很是后怕，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市场上去销赃。为了不再销赃，他在盗窃时尽量不偷大件的东西，只偷些既便于携带又便于处理的小东西，当然主要是偷钱。

在信阳的这段时间，杨新海全部依靠流窜盗窃来维持生活，转眼到了1995年的夏天。夏天是农村性犯罪案件的多发季节。这时的杨新海，已是27岁的大小伙子，过剩的精力和强烈的性欲也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长。

一天，杨新海漫无目的地行走，伺机寻找作案目标，不知不觉回到了正阳县的地面，当行至一处山坳地时，他看见前边不远处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顿觉眼前一亮，一股邪恶的欲火直顶脑门。他悄悄往四周看了看，前后路上都没有人，他就势往路边一坐，专等着那女人到来。

女人渐渐临近了，杨新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两只眼睛瞪得几乎出血。待那女人走到跟前时，他猛地蹿起来，从后面搂住那女人的脖子。那女人正在行走，全然没有料到会遭此突然袭击，她一边竭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但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呼救是枉然的，女人被杨新海压在了身子底下。

杨新海一边放肆地撕那女人的衣裤，一边迫不及待地将臭烘烘的舌头凑向那女人的嘴，要强行与她接吻。那女人趁此机会，狠狠地在杨新海的脸上咬了一口，杨新海疼痛难忍，抓那女人的手不由得放松了。女人趁这一刹那的工夫，挣脱了杨新海的魔爪，没命地奔逃而去，立即跑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杨新海待要追赶那女人时，她早已跑远了。此时，先后两次被劳教的杨新海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侦查能力，他将现场可能遗留的东西全部收拾干净，用树枝将刚才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扫去，随后赶快撤离了现场，把打扫战场用的树枝带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扔掉。

为了躲避公安侦查，他先在野外的池塘里洗去了血迹，然后连夜奔逃，窜出几十里远。

尽管杨新海善于伪装自己，但他总还是要吃饭，要吃饭就要去偷。终于在一次入室盗窃时被正阳县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对他审讯时，发现了他脸上还没痊愈的伤痕，当地派出所遂将这一嫌疑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经被害人当面指认，认定他就是那个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

1995年9月，杨俊关接到正阳县公安局通知：杨新海因涉嫌盗窃、强奸被刑事拘留。这是杨俊关几年来第一次得到这个儿子的准确消息。

1995年10月，杨新海盗窃、强奸一案，被正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正阳县人民法院。案件一到法院，杨新海心里特别有底，因为他知道，他同村有个老乡在正阳县法院当庭长，在杨新海看来，既然是老乡，就应该对他特殊照顾，但在以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位老乡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

正阳县法院审理杨新海盗窃、强奸的案件进度很快，因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疑义。1995年12月19日，正阳县人民法院以杨新海犯有盗窃罪、强奸(未遂)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发下来后，杨新海见到了他那位在法院当庭长的老乡，他恳求老乡：无论如何不要把他送到劳改场去，要想办法帮忙把他留在看守所服刑，他说他害怕到了劳改场吃苦。老乡告诉他：留在看守所服刑的一般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所判的刑期较短或是残余的刑期，二是所犯罪行是非暴力性质，三是年老体衰、身体有残疾或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劳改。你犯的强奸罪是暴力性质的犯罪，判的刑期在五年以上，加上你年轻力壮，这3条规定你一条也不符合，按规定是不能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种说法大为不满，他认为是没给老乡送钱，所以老乡不给他帮忙。

1996年春节前，杨新海被送到郑州市新郑监狱投入劳改。在监狱里一开始砸石头，据杨新海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天要砸30车石头，任务很重。杨新海身材小、力气差，经常完不成任务，所以，他受到的批评多，表扬少。后来又改做假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干得两眼发昏，做坏了还要罚钱。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想到了死。为早日离开那鬼地方，杨新海把自己伪装成一副积极改造的样子，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都咬牙坚持，一心努力劳动，骗得管教干部的信任，争取减刑。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仅在服刑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被减刑一年，他认为，如果有钱给管教干部送送礼，至少可以减刑一年半，这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杨新海在劳改场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练就了一手用锤砸石头的功夫，这为他以后作案时用锤砸人打下了基础。

1999年5月31日下午，杨新海走出了新郑监狱。他背着铺盖卷儿从监狱里走出来，没有人来接他。他没有通知父亲接他，他认为，父亲来了有啥用?净多花一个人的车票。此时他的心已经野了，他已30多岁，无妻无子，无牵无挂，一个劳改犯，家庭温暖早已从他的梦中消失，父母亲情再也难以使他冰冷的心解冻。

他在这个监狱里服刑4年多，只有父亲来看过他一次，但仅能给他送些油条、馒头等食品，从来没有给他送过钱。兄弟姐妹几个人从来没人来看过他，这也使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在杨新海看来，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甚至连个媳妇也没有给他娶上，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只有跟着父母受窝囊气的份儿;兄弟姐妹更是靠不住的，几年来，他先后3次被劳教、劳改，其他的兄弟姐妹5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他，更没有一个人接济过他一分钱。他们5个人一个个先后成了家，但没有一个人想起过他，更没有一个人为他操过心。

5月末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中原大地的农民都已经开始收麦子了。杨新海身背脏兮兮的小铺盖卷儿，顺着京珠高速公路新郑段向南走，他的家在南边，离这儿有100多公里，可他身无分文，没钱搭车，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回挨。走着走着，他伤心地想：在监狱里还有管教干部关怀他，现在，出了监狱反而没人管没人问了，他重新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到哪儿去呢?回家吗?到了家又会怎样?像自己这样一个身背盗窃、强奸几个罪名的劳改释放犯，回到家乡有何脸面见人呢?再说，200里的路程，要走几天才能到家呢?走在路上吃什么呢?

杨新海一边走，一边看着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群，他的脑海里不禁又打开了歪主意，脚步也渐渐地放缓了。此时他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为满足狭隘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又想到偷。整个下午的时间，他只走了10多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与新郑市相毗邻的许昌市长葛县境内。

傍晚时分，村庄里猪羊和狗的叫声随着袅袅上升的炊烟四处扩散，显出和平年代那种特有的让人听了舒心的嘈杂，田野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看麦子的男人们，扛着铺盖卷儿在场边地头选好了铺位。在这样熙熙攘攘的环境里，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肩扛铺盖卷儿的杨新海。

杨新海在一个村头停下来，找到一个正在吃晚饭的农户家中，从铺盖卷儿里掏出劳改场里发的干粮，说自己是驻马店人，谎称自己进城打工刚回来，因受了工头的欺骗，没领到一分钱的工钱，只好步行回家，路过这里找口水喝。好客的主人热情地为他端出了香喷喷的白面条，又把他拿出的凉馒头硬塞回了他的铺盖卷儿里，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出门在外谁也保不住不碰上个三灾六难的，现在家里粮食有的是，吃碗饭还能吃穷了?"

但遗憾的是，淳朴的中原农民的热情和好客并没有感化杨新海那颗冰冷的心。杨新海吃饱喝足之后，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一抹嘴，背上铺盖卷儿就走，这一走，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寻找作案时机和作案对象。

杨新海走夜路的能力比较强，吃过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他走了20里开外，比整个下午走得还要远。但这次赶路，他是为了避开吃晚饭的那个村庄，怕作案之后被他们提供侦查线索。

大约晚上10点钟，杨新海来到一个村头。他悄悄看了看村庄的情况，有几户没有院墙，有院墙的也很低矮，他决定选择在这里下手。不过，现在动手为时太早，要找个地方睡一觉。他慢慢地向村头走，这里有一个机井房，他走近一看，机井房没有门，里边也没有住人，杨新海趁着月光看了看，里边还算干净。他走进去，解开铺盖卷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看看三星已移向西南，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他折身坐起来，把随身穿的衣服包了包，夹在腋下，把铺盖卷儿扔进机井里，悄悄离开机井房，偷偷向村子里摸去。

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村子沉睡的时候，只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打破黎明前的沉寂。杨新海蹑手蹑脚地进了村子，看见有一户人家只有3间正房，没有院墙，门口放着一辆自行车，但正房的门是开着的。杨新海躲在暗处观察了好一阵，这家人没有一点动静，他确认这家人都已睡熟，而且有可能自行车也没锁，他走过去一看，果然如此。他正想将自行车偷走，却发现这家只有一个妇女在熟睡，他大胆走过去偷奸了这个熟睡的妇女。这个妇女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丈夫从地里回来了，当她醒过来后发现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时，已经晚了。杨新海干完了事，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村子，那名妇女当然不敢出来撵他，也没有喊人捉贼。

在这麦收大忙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人在夜间骑自行车行走，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杨新海轻易地就把这辆偷来的自行车骑出几十公里，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距作案地近50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杨新海把自行车卖了15块钱，买了一副线手套、一个小手电，做好了盗窃的准备，从此走上了职业犯罪这条通往地狱的路。

起初，杨新海聚集了一批人，结伙乞讨和抢劫。但在一次结伙盗窃时，有两个人落网了，一连几天，他心里惴惴不安，怕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把他抓住。所幸那两个人没有把他供出来，他空自紧张了一阵。但他却从中总结出教训：人多必失，一定要单干才保险，而且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免被公安抓住。

从此，他开始了独自流窜作案的生涯。

7、舌头被咬穷凶极恶

杨新海一个人单独行动后，为了给自己作掩护，他打扮成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每天骑着自行车走村串乡，车上随便带一些小商品，像个幽灵一般地转悠。每到一村，他不吆喝，也不急于做买卖，只是两只眼睛贼溜溜地乱瞅，白天踩准了点，晚上就伺机作案。

1999年冬天，杨新海流窜到信阳市罗山县南大河一带。11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南大河岸边发现一个渔棚，渔棚里住着一老一少两个女性，这里远离村庄，周围再没有别的居民，渔棚晚上也不上锁。杨新海压抑很久的性冲动又迸发了出来。

凌晨1点多，杨新海拿了一个3节的手电，穿着齐膝盖的黑色长靴子，手上戴着白色线手套，摸黑来到渔棚前。他摘掉挂在渔棚门上的锁，悄悄摸了进去。他看见渔棚的西墙上插着一把剪刀，估计是她们防身用的，便先把剪刀拔下扔到河里去。他刚要那少女的脖子欲行不轨时，老太太被惊醒了大声地问："谁?干啥?"杨新海随手掂起一根木棍，照着老太太头上打去，老太太被打得头一歪，从床上掉到地下昏了过去。杨新海找出一段塑料绳，将老太太的双手反绑起来。

少女见老太太被打昏绑了起来，早吓得噤若寒蝉。杨新海饿狼般地扑了上去，用冷冰冰的手那少女的脖子，少女吓得大声喊叫。杨新海从地上拾起那根棍子，把她的头打得出了血。就在少女一愣神儿的工夫，杨新海将舌头伸过去要与她接吻，惊慌的少女此时毫不犹豫地咬住了他的舌头，狠狠地撕下了一块，疼得杨新海像个狼一样呜呜直叫，顺手捞起一把火钳，朝少女的太阳穴打去，少女被打昏了……

逃离渔棚时，杨新海抢走了少女衣兜里仅有的4元钱，拾起被少女咬掉的一块舌头，拣起来扔到了渔棚后面的河里。这次逃离现场后，杨新海很后悔，因为现场留下了他的血迹，如果被警察提取到，经化验就可以知道是他作的案。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见警察并没有顺着血迹找他的意思，胆子又逐渐放开了。

杨新海虽然舌头被咬下一块，但他既不敢到医院去就诊，也不敢到药店买药，他知道公安机关会在这些地方布控，他害怕落得个飞蛾投火的下场。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依靠口含生鸡蛋清子消炎止疼，每天吃饭时，只能喝些米汤、稀粥充饥，更不敢与人多说话，有时甚至充当哑巴。因为此时的他一开口说话老是"呜呜啦啦"说不清楚。这样的日子他硬挺了两三个月，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一次炼狱般的痛苦挣扎，使他更加仇视社会，更加憎恨所有的人，逐渐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游离于人群之外的魔鬼。

后来，杨新海特大杀人、强奸、抢劫案被侦破后，参与办案的警方人士分析说，杨新海3次感情受挫，是促使他走上杀人犯罪道路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次是"女友"离他而去，这个"女友"曾与青年时的杨新海有过感情纠葛，杨新海在被劳教时，对她日思夜想，把她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但最后，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的时候，她却嫁给了别人;第二次是他强奸未遂，脸被咬伤，反被判刑，他在服刑期间，心里恨透了那个女人;这次又被受害少女咬了舌头，对他的感情世界打击更大，使得他畸形的心里产生了质的裂变，埋下了对女性仇恨的种子。在此后犯下的大部分案件中，杨新海都把女性作为侵犯的主要对象，而且特别心狠手辣，不留活口。每次作案时，杨新海都会事先踩点，发现家中有年轻女性或幼女之后才会动手。

1999年11月中旬，杨新海在豫南信阳地区的罗山县南大河被受害少女咬了舌头以后，知道公安机关一定要大力侦破，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他连夜北上，几天时间就到达了豫北的安阳市地面。在这里，他仍旧是能偷则偷，得抢即抢，完全靠这些犯罪的手段来维持生活。

一转眼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杨新海被咬伤的舌头早已痊愈了，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骚动起来。

2000年8月中旬，杨新海在安阳市郊区一带转悠。一天，他看到一大片菜地，菜地中间散落着几座塑料大棚，有的塑料大棚正在拆除。偌大的菜地只有一家住户，周围没有别的人家，而且院墙很低，便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假装找水喝走进这户人家，发现这么大一个院子里，仅住着一对小夫妻和一个只有两三岁的小孩，而且那女的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便暗暗把这里选为作案目标。

目标选定后，他心里又有些害怕，想起上次在信阳强奸时，对付两个弱女，尚且被咬伤了舌头，这里还有一个男人，如何对付呢?他把牙关一咬，狠狠地想：要想强奸成功，自己又没有危险，只有先把男人打死。

当天下午，杨新海在安阳市买了一个小号的两节手电筒，买了一副白手套。入夜以后，他带着这些作案工具，向郊区走去，一边走一边假装悠闲地左顾右盼。

正是盛夏的天气，安阳市郊区的人们大都在户外纳凉，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心怀叵测的恶魔在行动。

大约晚上11点钟，杨新海来到这块菜地前，蹲在菜地一角，借助塑料大棚的掩护，仔细观察这户人家有无动静。院子里没有人，屋内的灯光还亮着，他估计是这家的主人还没有睡觉。杨新海偎在地头打了个盹儿，醒来已是翌日凌晨。他长了长精神，掏出手电，戴上手套，猫着腰蹿了上去。杨新海轻而易举地就翻过矮矮的围墙，进了院子里，随手在地上拣了一块砖头。因是夏天，农村的人们习惯于晚上睡觉不关门，杨新海瞅了瞅，确认这家人都已睡熟，便从靠近卧室的门走进了屋。

杨新海手里握着砖头，把小手电叼在嘴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反抗。突然，一只黑狗"呜呜"叫着从床底下钻出来，杨新海吓了一跳，举起手中的砖头对着那个正在熟睡的男人太阳穴砸去，那男人来不及哼一声，便掉在床下不动了。那只黑狗可能是被杨新海的疯狂震住了，只摇着尾巴叫了一声，便重新钻进床底下不敢动弹。杨新海用绳把那男人的双手反绑起来。

女主人被惊醒了，杨新海低声对她命令说："别吭声，快拿钱!"女主人说："这里没有钱，钱都存在银行里，你要是想要钱，我明天给你取钱，你要多少给你取多少。"说着她已经站了起来，杨新海对她说："趴下，别动!"女主人说："我不趴下，我一趴下你就该打我了。"杨新海听了，转身出了屋。女主人趁机把屋内的照明灯拉着了。这时，杨新海手里掂着一个打气筒进门就把灯泡打碎，紧接着又用棍子打女主人，第一下先打到她的腿上，把她打翻在床，紧接着又一下打到她的头上，把她打昏过去，然后将她的双手举过头顶绑起来……

杨新海发泄完了兽欲，见那男人仍处在昏迷状态中，那女人吓得趴在床上不敢动弹，又在屋子里翻出一些零钱。临离开时，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足迹，将一桶食用油泼在了房间里。此后，他骑上这家的一辆26型变速自行车，从他们家的西门逃离现场，骑车跑了几十公里。天快亮时，他已经到了安阳南部几十公里远的汤阴县，把自行车扔在了一座桥底下。

黎明时分，这家的女主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男人还昏倒在地上，她抱起孩子跌跌撞撞地叫来亲戚，赶紧把丈夫送到医院抢救，所幸这家男主人头部受伤并不严重，最终还是保住了一条命。在以后杨新海作案的受害对象中，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8、踏上不归路的最初两步

杨新海在豫北的安阳作案后，慌忙南窜，他用抢得的钱，能坐车时就坐车，不方便坐车时就步行。几天后，当案发地的公安机关还在用心排查那起入室抢劫、强奸、伤害案的犯罪嫌疑人时，他已辗转来到了豫南地区，远远离开了公安机关在案发地周围排查的网络。

2000年9月中旬，杨新海来到周口市郊区。这时的他，已听不到安阳方面追查他的任何信息，胆子又渐渐大了起来，他已不满足于靠每天的小偷小摸来维持生活，开始寻找弄钱的大目标。一天下午，他来到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目标终于找到了，他激动得心里突突直跳，决定当天晚上就动手。

杨新海选定的目标是郭庄村西头的一个小卖店，小卖店一间房，坐西朝东，门前搭一草棚，小卖店的西边是花生地，小卖店的门前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房子西北角处有一草棚，在棚子东侧地面上放有砖块，小卖店的店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他之所以将这个小卖店选为作案目标，是因为这里既易得手，作了案又容易逃跑。

2000年9月20日凌晨，杨新海带着手套、手电等作案工具，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来到郭庄村。整个村子都处在沉睡状态，郭庄村善良的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夜有个恶魔闯进了他们的村子。

杨新海先在一户没有院墙的人家偷了一个压井杆，然后回转头直奔小卖店而去。老远他就看见小卖店的老头儿睡在门外，虽然鼾声大作，但他不敢闯进屋去偷东西，怕惊醒了老头儿走不利索。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块自行车座下的钢片开始挖墙。先挖房子的西北角，砖头很好撬，他轻而易举地就挖透了，但用压井杆往里试了试，里面有东西挡着，进不去。于是，他又改挖西南角，很快又挖了一个洞。杨新海从洞里爬进了屋子，看见售货车放在靠西墙的地方，老太太的床靠东南角放，床上没有蚊帐。他见老太太睡得正香，便去找钱，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钱，确定是老太太把钱藏起来了，就用压井杆打老太太，砸了两三下以后，又用被子捂住老太太的脸，这个无辜的老太太立马成了梦中冤魂。杨新海仍然不敢放心大胆地找钱，怕惊醒了睡在屋外的老头，又到外边去砸老头，用压井杆狠狠地砸了下去，只一下就把老人的左耳朵砸叉了。他接着又砸了两三下，老人就不动了。杨新海重新返回屋子里翻钱，终于在抽屉里边找到100块钱。

2000年9月20日，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村民们和往常一样，各自忙碌着手头的活计，谁也没有在意村西头开小卖店的杨培民屋里有什么异样。

首先发现父母被害的是杨老汉的女儿。整个上午，她没有见到父母的影子，往日父母每天总要往村子里走一趟的。她觉得有点奇怪，下午1点多，她忍不住到爹妈的小卖店去看看，却见父亲仍然躺在小卖店门前棚子下的一张床上，头朝西，脸朝南，被子蒙住半个脸。她掀开被子，见父亲左耳朵处有个窟窿，血流满面，脸色蜡黄，惨死床上。她吓得大声疾呼，村民们闻声赶来，有人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局的同志到达现场后，才发现杨培民的老伴单兰英也被人害死在屋内的床上。

杨老汉的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的当儿，公安机关立即围绕这一重大杀人案件展开侦查。经过排查，公安机关把视线停留在本村村民杨德立身上。杨德立算是身上有过污点的人，曾于1995年因犯盗窃罪被周口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在此案发生前，他因拖欠单兰英的香烟钱，多次与单吵嘴。不久，杨德立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被刑事拘留后的杨德立连声喊冤，他申辩说，我虽然有过劣迹，但我刑满释放回村后一直安分守己，从没有过不轨行为。就是因小事与单兰英争吵过几句，我也不至于杀人。但是，他是惟一的怀疑对象，不是他杀了人还能是谁呢?无奈之下，杨德立供述说，可能是同村的杨新才杀害的。公安机关根据杨德立的供述，又将杨新才刑事拘留，然而经过调查证实，杨新才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遂将杨新才释放。公安机关很快对外宣布，杨德立就是杀人凶手，而且，在涉嫌故意杀人罪后面，又添加了一条涉嫌诬告陷害罪。

2000年10月8日，涉嫌故意杀人、诬告陷害的杨德立被周口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01年1月9日，周口市公安局将杨德立涉嫌故意杀人、诬告陷害一案移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称：2000年9月19日晚，杨德立携带铁锤、刀子、钢筋棍，蹿到单兰英住处，挖洞入室，用钢筋棍、铁锤将单兰英杀害。又将单兰英之夫杨培民杀害。案发后为泄私愤，杨德立向公安机关捏造了本村村民杨新才参与杀害杨培民、单兰英的事实，致使杨新才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但是，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背负着故意杀人罪与诬告陷害罪两种嫌疑罪名的杨德立，很快翻供，称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屈打成招的。检察人员在审查中，发现该案有多重疑点，因此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几乎补充侦查了两年，2002年12月17日，公安机关第三次将杨德立移送审查起诉，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以周口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杨德立不予起诉。但是，直到2003年6月28日，杨德立才被释放。至此，发生在源汇区郭庄村的这起重大杀人案被当作悬案挂了起来。

2003年底，当杨新海案件被侦破之后，周口市检察机关决定对造成杨德立冤案的有关责任人员立案侦查。

在周口市公安机关张开大网搜寻郭庄村这起重大杀人案的嫌疑人时，杨新海已跳出这张大网的范围。郭庄村惨案的第二天，也就是2000年9月21日，杨新海搭乘公共汽车，从周口逃到了相邻的驻马店地区。这时的杨新海，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他一边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一边继续寻找新的作案目标。

9月21日上午，杨新海在驻马店下了车，在街上吃过午饭，又假装悠闲地转悠起来。当转到驻马店西郊时，他伺机在路边的工厂里偷了一把1米来长的断线钳，用塑料袋包起来带在身上。当天下午，又从驻马店乘坐公交车到了遂平县的关王庙乡，下车后，他惟恐带着1米多长的卡钳引起人们的怀疑，就在离车站不远的僻静地方找到一个柴禾堆，把断线钳藏在了里边。

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农村到处是忙碌的人群，杨新海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混迹在人海里。他若无其事地一边走，一边看。在关王庙乡一个村子的南边，他看到路口东北角有个小商店，商店里3间房，南北长。商店的房子两个门，一个朝西，一个朝南，都安着铁门。他猜想，这个商店的人晚上睡觉时，门外肯定不上锁，是从里边用木棍顶着或是用铁杆插着的。这个商店比他前天在郭庄抢劫的小卖店大多了，这个商店一定很有钱。更引起他注意的是，看守商店的是两个年轻女性，他在心里锁定了这个目标。选好目标后，他向周围看了看，发现商店东边不远处有个诊所，又犹豫起来，怕作案时被诊所的人发现，惹出麻烦来。但心狠手辣的杨新海决定了的事，不会轻易更改，他想，只要到时候下手狠一点就没事了。

天黑以后，他草草吃了点饭，躺在一个打谷场里休息到夜间12点左右，便从柴禾堆里抽出卡钳，直奔作案目标。

农忙季节的农村人，晚上入睡得特别快，睡得特别香。杨新海来到商店后面时，看到商店里的灯已经熄灭，由于天气还比较热，窗户上的玻璃门开着，只用一道窗帘将窗户遮挡起来。杨新海隔着窗户仔细听了听，里面除了轻微的呼噜声以外，别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他断定商店里面的人已经睡熟。商店一共3间房，两个窗户，他听到呼噜声是从北边那扇窗户里传出来的，知道那间房是她们的卧室。

杨新海拿出铰钢筋用的卡钳，悄悄来到南面那扇窗户底下，先剪断一根窗户上的钢筋，把钢筋扳起来，侧着身子钻了进去，房间的东北角摆一张席梦思床，床上睡着3个人，看样子最外边睡的是母亲，最里边睡的是妹妹，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睡在中间，都是头朝南睡。母亲约有二十七八岁，她的妹妹约有十八九岁。她们都睡得正香，丝毫没有察觉恶魔的到来。

杨新海先在屋里找钱，在抽屉里找到一百三四十块钱，他想这么大的商店，其他地方肯定还有钱，但他怕找钱时间长了惊醒了她们，于是，他抡起卡钳先砸了小孩的母亲，砸了两三下;又砸了小孩的姨，也砸两三下，看她们都被砸得昏死过去，然后又小孩的脖子，把小孩也晕了，他才去找钱。

待到杨新海再要施暴时，他所担心的事发生了，东边诊所的医生吴锋听到了这边的喊叫声，慌忙起了床，一边高喊着："谁?怎么回事?"一边拿着手电照了过来，差点照到杨新海身上。

这是杨新海在作案中惟一遇到反抗的一次，也是他遇到的危险最大的一次。杨新海虽然在杀人时非常凶残，其实内心世界是极其虚弱的，他像一只见不得阳光的蝙蝠一样，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叽叽喳喳，只要遇到受害人反抗，他就会吓得心惊肉跳。

杨新海惊慌失措地掂起卡钳，从小商店往西边开的门跑了出去，钻入商店对面的玉米地。吴锋借助手电筒的光亮，远远地看见了一人从商店里跑出来，向地里跑去，他意识到可能是商店里遭贼了，便急忙跑到商店里去看。吴锋进屋后看见看守商店的两位女子和小男孩头上都是血，商店西窗户上有一根钢筋被撬起来扳弯了，北间装钱的抽斗被拉开里边也没钱了，他赶紧回到村里喊人，帮助抢救伤者，并打110报了警。

9、第二个替杨新海顶罪的人

2000年9月的一天，中午时分，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男人来到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肖郢村椿树庄，他就是杨新海。穿着做工稍显粗糙但干净整齐的灰西装，车架上飘着一堆印着动物图案的红气球，他没有吆喝，也没有生意人应有的匆忙和急迫。

村边一户没有围墙的院落里传来孩子们嬉闹的声音，杨新海的精神为之一振，很快骑了过去。他在目光可及之处停下来，远远地注视着，看一个女孩带着弟弟在捉迷藏。顷刻之间，一个罪恶的计划又在他的心中生成了。

2000年10月1日，国庆节期间的安徽省阜阳市，一派祥和、欢乐的景象。这天下午，尽管下着小雨，杨新海还是从阜阳汽车南站坐公交车到了颍州区王店镇，开始实施他罪恶的计划。

杨新海在王店镇下车后，由于雨下得大，一时无法到他选定的地方去，便在王店镇上找个地方避雨。他发现镇上收购站里有很多刚刚收购的铝制品，如果能够偷到手，一出手就可以获得很大一笔钱。他想临时改变一下作案目标，趁雨夜到收购站偷铝。杨新海等到夜里大约12点，雨停了，悄悄摸到收购站门外，正在瞅着从何处下手，却听到收购站里有人说话，他知道这是有人在值夜班，收购站偷不成了。

从王店镇到椿树庄六七里的路程，全是曲折坎坷的乡间土路。当时，已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雨，杨新海踏着泥泞，走出王店镇，向肖郢村椿树庄方向走去。案发后，谁也猜不出凶手为何看中了这个偏僻的村庄，直到杨新海落网后，他才交代，他这次到椿树庄的主要侵犯目标，是那个带着弟弟捉迷藏的小女孩。

杨新海一直走到那个带着弟弟捉迷藏的小女孩家门口停了下来，准备实施犯罪，但他攥了攥手，看到自己赤手空拳，觉得还是得找一个打人的家什。杨新海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儿，在一个没有院墙的人家门口偷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架子车车轴，他把车轴握在手里，再次来到小女孩家的门口。

小女孩的家住在村子中间，3间堂屋，没有院门，因为天气还比较热，睡觉时屋门也没有关。堂屋里睡着3个人，老太太带一个小男孩睡在一个抵着门的凉床上，小女孩睡在西边一间屋里的木床上。杨新海看了看，侧身从凉床西边的夹缝中挤进屋内，他揿亮手电筒，看到10多岁的小女孩睡在西屋靠北墙铺的木床上，头东脚西。屋里除了两张床和一些生产生活用品外，再也没有任何可偷的东西，他就把目标定准在小女孩身上。

为了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不惊动周围的其他人家，杨新海举起了手中的那个铁车轴，对着老太太连砸两下，然后又砸那个小男孩的头。杨新海看了看，老太太和小男孩都不动了，又到西间屋照床上小女孩的头砸了一下。

杨新海已经完全丧失人性，他觉得，血已经不可怕了，受害人痛苦殊死的样子，也不能让他同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猥琐的卑劣欲望。为了发泄自己一时的兽欲，他杨新海丢弃血衣的水井不惜大开杀戒。性情冷酷的杨新海，将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杀死后，已经没有任何恐惧感，他从老太太下身穿的黑色健美裤口袋里翻出7元钱，然后拉过被子将她的尸体遮住。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他又重新回到西间屋，对小女孩的尸体进行了性侵犯。

2000年10月2日清晨8点左右，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肖郢村椿树庄村民陈志敏，到东边邻居亓俊英家借水桶，他看见堂屋门开着，一张凉床顶门放着，喊了几声没人应，以为是老人睡过头了，就走了过去再喊，仍然没人回答。陈志敏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亓俊英是位很勤快的老人，平时她是不会这么睡懒觉的。恰好，亓俊英的远房侄子亓里准备下地干活，发现家里的手推车破胎了，就到邻家借，这时正好也走到亓俊英家的门口，陈志敏便叫住亓里，央他喊醒大姑。二人推开房门，走过去仔细一看，床下和被子上都有血，屋里睡的3个人都用被子蒙着头，房里一片狼藉。他们大吃一惊，预感到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了，掀开被子一看，吓得他们魂飞魄散：63岁的亓俊英的脑袋已经变形，上面糊满了血。她的孙子和孙女也都惨死了。而此时，凶手杨新海早已逃到几十里外的阜阳市区，装作没事人一样在逛商场了。

这一凶讯马上在全村传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他们正在唏嘘亓家人遭受不幸的时候，警车的鸣叫声撕碎了小村的宁静，警方经过认真勘查后，发现被害人亓俊英和7岁的孙子、12岁的孙女都是被他人用较重钝器打击头面部，亓俊英还伴有用绳子勒紧脖颈，她孙子也伴有用布条勒颈，致脑损伤死亡。犯罪嫌疑人还有对女孩进行性侵犯的迹象。

公安人员在对现场勘查中发现，受害女孩左手抓有10余根毛发，说明她在遭受侵害时曾奋力反抗过，另在被害人床席上提取3根阴毛，经对这些毛发进行物证检验，其血型均为B型。这是公安机关第一次对杨新海在作案现场的遗留物进行化验，并记录在案。这个化验结果，虽然没能帮助公安机关抓到杨新海，但在随后的侦破工作中，却帮助公安机关及时排除了一个替杨新海顶罪的"杀人犯"嫌疑人，使他们没有在办错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突如其来的凶杀案令椿树庄全村人大为震惊，给人们的心里带来了莫大的恐慌。他们虽然暂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知道凶手很残忍，从此以后，一到晚上，各家各户都提心吊胆，睡觉时再也不敢不关门。而且，不少家庭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纷纷把围墙加高，把门闩加固，村里还组织了打更巡逻队，全村进入了"一级战备"的状态。

2003年11月，杨新海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公安机关专门派人到椿树庄来，向村民们通报侦破此案的消息，他们向村民们解释说：这个人叫杨新海，是个小偷，个子只有1米60，在亓俊英家里看到她的小孙女后，想强奸小女孩，于是，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了这起灭门惨案。

在村民的印象里，亓俊英的力气极大，"村上一般的男人都比不过她"，"100斤的袋子扛起来就跑"，现在听说打死她的人竟是一个只有1米60的瘦小男人，村民们仍然对杨新海如何制服了亓俊英深感不解。

前文我们提到，周口市公安机关在侦破川汇区北郊乡郭庄村杨培民、单兰英老夫妇被杀一案时，曾错误地对外宣称杨德立就是杀害杨培民、单兰英夫妇的嫌疑人。无独有偶，阜阳市颍州区公安分局在侦破亓俊英一家三口被杀一案时，储继库成为第二个替杨新海"顶罪"的"杀人犯"。2004年2月2日，在新华网发布的一则报道中，这样来描述储继库受审查的前后经过：

而对于真正的凶手现形，椿树庄所有人当中，50岁的储继库的感情最为复杂。因为，他曾一度被认为是杀害亓俊英一家3口的凶手。

据村民们回忆，此案发生后，颍州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判断凶手应该是青壮年，就对椿树庄及附近村的所有青壮年村民进行摸排，很快，目标被锁定在储继库身上。

储继库回忆，案子发生时，他家里养的40多只鸽子，被人盗走了37只，他到刑警支队报案。警方在勘查过现场之后，却怀疑是他为避嫌故意布下的迷局。

而在村民的印象里，储继库在村里手脚不"干净"，有过偷盗行为，并且与亓俊英还有些矛盾。

在随后的10天里，他不断被刑警队问话。2000年10月11日下午，他被带到颍州区公安分局。据储称，他在地下室里呆了5天5夜，要他交代杀人的事。警方又到他的家里搜查，搜走一支打兔子、看鱼塘的土枪，然后以"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将其拘留15天。储继库回忆，在被拘留了7天之后，他又被带到颍州区公安分局，继续要他交代"杀人"的事。

储继库说，后来警察觉得真问不出什么来，就要他交待偷盗的事。他承认之后，被关到看守所。而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警方曾多次化验他的头发、精液、唾液等，但化验结果，肯定和在现场提取的毛发不一致，这使警方对储继库的"杀人"嫌疑一直无法确认。

储继库回忆，2000年阴历12月，有两个人到看守所里对他说："储继库，你被劳教了。"随后，他就被送进了安徽省宝丰劳动教养管理所，在那里烧了大半年的砖窑。

记者在储继库出示的《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上看到：储是在2000年10月31日被劳教的，2001年10月16日解除。但在村里人眼里，他仍然是"杀人犯"。他的归来，使村民更为恐惧。储继库的儿子储家喜20多岁了，有人曾给他提过几家亲事，但别人一听是"杀人犯"之子便吹了。

储继库说，2003年11月27日警方来村里宣布案子破了，他遇到了当时主抓此案的颍州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大队长王尧，便问："这个案子破了，我怎么办?"王尧回答说："你当时是嫌疑犯，现在嫌疑彻底解除了!"当记者在颍州区公安分局见到王尧时，他拒绝对储继库案作出解释。

10、冬天风雪中的一匹野狼

2000年国庆节过后，天渐渐的冷了，杨新海的脚步漫无目的。自从在周口和阜阳连续欠下两起血债后，他就像一只惊弓之鸟。

在阜阳杀人后，他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受害者的头颅被铁棍敲击的声响和他们在垂死之际沉闷的喘息声，还有鲜血的腥味，像一张网似的罩住了他。

白天，杨新海怕被警察逮住，只能远离城市，像一只孤狼在荒郊野外转。夜晚，他不敢闭上眼睛，否则就会被噩梦惊醒。这中间，杨新海也曾经撞上过警察搜捕他的大网，但由于他的伪装，都侥幸脱逃。

一天早上，他在离开城市往农村转移时，正遇上警察在路口设卡检查。因为他骑自行车的速度比较快，当他发现设卡检查的警察时，已经闯到了警察的跟前，待要绕开检查已经晚了。杨新海的头皮发紧，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子完了，我要栽在这儿了!但他转念一想，我此刻要逃跑肯定是跑不掉的，不如大着胆子迎上前去，反正我的头上也没贴着杀人犯的帖子，只要装得像，警察未必就能认出我来。于是，他完全装出一副局外人的模样，主动下了自行车，走到警察跟前,大着胆子问："同志，你们在干啥哩?"

在这里执勤的民警有两个人，一个年纪较轻，戴着三级警司的警衔;另一个年纪稍大，戴着一级警司的警衔，他们从凌晨5点钟就奉命在这里设卡，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他们认为，这种应景式的设卡没有多大的作用，杀人凶手哪会那么傻，谁会硬着头皮往网里钻?要不是头儿们坐着警车一会儿过来查一次岗，他们真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去喝一碗热热的胡辣汤。就在两位值勤的警察一肚子牢骚的时候，见一个蹩脚的小个子男人来到面前管闲事，那个年纪较轻的三级警司被他问得心烦，一下子把他推出老远，没好气地向他吼道："滚开!我们干啥，关你屁事!"

杨新海笑嘻嘻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说着，假装灰溜溜地骑上自行车就要走。还没等他蹬车，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喊住了他："站住!"杨新海被这声吼吓得心里发颤，他想蹬起自行车没命地逃走，但转念一想：自行车的速度肯定比不过警车的速度，硬逃是逃不脱的，如果逃不脱被警察抓了回来，就等于向警察承认自己是杀人犯。于是，杨新海连滚带爬地下了自行车，嬉皮笑脸地问："同志，有什么事吗?"

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

杨新海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慢慢地把手伸向衣兜儿，假装磨磨蹭蹭地摸了一阵子，才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接过身份证，一边看一边小声念着："正阳县汝南埠镇张夹行政村杨陶庄村民组，杨新海。"念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杨新海，接着问，"你是干什么的?"

杨新海指了指自行车上飘着的气球，说："家里穷，是出来做小生意的。"

那个年纪较轻的三级警司此刻也走过来，动手翻了翻杨新海自行车兜子里装着的气球、指甲剪之类的小商品，不耐烦地向杨新海摆了摆手说："滚蛋吧，滚蛋吧!"

杨新海知道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是不会将他留置下来的，便也不急于离开，故意望了望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意思是说：还有你呢，让我走吗?这位一级警司此刻也认为没有理由扣留他，便也向他摆了摆手说："滚吧!"

杨新海推起自行车，身子一歪一斜地走出十几步远，才慢慢地骑上自行车，慢悠悠地向城外骑去。那一刻，从表面上看，杨新海很平静，其实他的心里正在翻江倒海，他知道他已经欠下了多条人命，这下子要是真被抓住，就没有命了。所以，那一段路每走出一步，都好像是在万丈悬崖上面走钢丝，稍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跌入深渊，万劫不复。他觉得，十几步远的路，每一步都是在表演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得耐着性子地表演，而且必须把自己表演得像个没事人一样，才能够逃脱天罗地网。任何一步的慌张，如果让警察看出了破绽，他都有可能立即被抓回来，而一旦被抓住，他就会被送入地狱之门。

当杨新海骑上自行车的时候，才悄悄地舒了一口气，他想，这下子又逃过了一个鬼门关。在远离警察的视线以后，杨新海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飞快地蹬起自行车逃走了。确认脱离危险之后，他既有点后怕，心中又充满着庆幸，他奇怪自己竟有那样的胆量和勇气，面对警察的盘查竟能够那样地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但在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只要一想起那被盘查的一幕就胆战心惊。从此以后，杨新海有好长一段时间蛰伏在农村，他认为，农村人多且杂，人们的警惕性也不高，躲在这里要安全得多，他再也不敢轻易进城。

杨新海自从躲过警察的盘查以后，那段时间，他的胆量似乎特别小，即使是在农村，他也装得像个缩头乌龟似的。白天，他流窜在各个村庄之间，偶尔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用偷得的钱来维持生活;夜晚，他有时睡在野外废弃的机井房里，有时栖身在田间地头农民们临时搭建的看庄稼的庵棚里，有时蜷缩在村头高粱秸搭的庵子里。需要洗衣服的时候，他才到镇上的小旅馆里住上一两个晚上，等衣服干了以后就赶紧离开。杨新海的吃饭更是简单潦草，手里有钱的时候，他就到乡村集镇上去买些咸鸭蛋、羊肉串、黄瓜等他认为具有高营养的东西吃，有时也到小饭馆里或街头小吃摊上买些饭吃;手里一时没钱的时候，他就到地里去偷农民们种的玉米棒、红薯或瓜果梨枣之类的水果充饥。

更难熬的还在后头。农村秋收以后，到处场光地净，旷野一望无际，既不好行窃，也没有藏身的地方。加之杨新海余惊未消，不敢轻易下手偷窃，时常囊中空空，肚子里也空空，饿得头昏眼花。他不敢到村子里去讨口饭吃，害怕被人发现蛛丝马迹走不掉。每到这个时候，他非常想念他的父母，非常怀念小时候的一些岁月。小的时候，虽然家庭成分高，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但生活是稳定的，不用东躲西藏，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他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从家中带的干粮往往不够吃，一周的干粮4天就吃完了，每到周末就要饿肚子。但那时心气儿很高，一心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改变穷困的生活面貌，虽然饿点儿，心里是高兴的。有一个星期天，他回家拿干粮，一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只觉得肚皮贴在了后脊梁上，当他一路小跑回到家里时，母亲已为他下好了一锅豆杂面面条，他连脸也顾不上洗，端起碗来，一口气吃下4碗。他想，此时要是再能回到家中，依偎在母亲怀里，吃上一顿母亲亲手擀的豆杂面面条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他一步走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身上背了多条人命，他此时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他不敢回家了，也不敢去见那年迈的父母了，他怕连累了他们，更怕自己被抓住，他怕一旦回了家就永远回不来了。他有时也想，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真是生不如死啊，他也想到过死，但他又不愿去自杀，他觉得自杀一定很痛苦。要是能找到一个既不痛苦又能永远脱离人世苦海的方法，他一定会去试一试，但在没找到这个方法以前，他还要在人世间挣扎，暂时苟延残喘吧。

人要活着就要吃饭，即使是苟延残喘吧，也要填饱肚子。可用什么东西来填饱肚子呢?由于没有饭吃，杨新海只能到田野里去找点儿东西充饥。他像一只狗一样，在农民种过红薯的地里，一会儿扒扒这里，一会儿翻翻那里，翻半天好不容易翻出点儿农民收获时漏掉的薯块，用袖子擦擦泥，便往嘴里塞着吃。

杨新海对作案时以及作案后的这些经历，曾经写过日记。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作案后常常会记上一段，但又怕被人发现抓住线索，常常在写好后又把它烧掉。

2000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早。杨新海在疲于奔命中没有注意季节的变化，寒流突然而至，成了对他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每到日暮的时候，他一个人抖抖瑟瑟地站立在寒风中，就特别感到孤独、无助和无奈。兜里无钱、肚里无食、身上又没有御寒棉衣的杨新海，像一条风雪中的野狼一样，可怜地龟缩着脑袋，双手抱着膀子，冻得抖抖瑟瑟，两只曾经凶残的眼睛露出绝望的目光。

这年冬天，他去许昌县西部的一个地方盗窃，在野地里匆匆行走时，因为天黑雪深，掉进一眼口小肚子大的井里，井壁光滑，井水冰凉，将他的衣服湿透了。湿透了的衣服越发沉重，他一离开水面，湿衣服就直往下坠，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能爬上来。杨新海当时想这是我罪孽深重，老天要绝我啊!他在漆黑的井底呆了一会儿，还是不甘心就此灭亡。停了一会儿，杨新海脱光了衣服，将脱下来的衣服用腰带系住拴在腰间，然后用作案的刀子在井壁上掏洞，一边用刀子挖，一边用手指抠，不知不觉中，手指都抠出了血，但身临绝境的杨新海此时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挖。每掏出一个洞，他就用脚蹬进去，用手攀着井壁，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杨新海才从井里爬出来，好歹保住了性命。出了井口，阵阵寒风袭来，刚才往上爬时急出的一身冷汗立马就干了，湿透的衣服上很快结了冰，他站在寒风中直打冷战。为了活命，他在野地里像个疯子一样跑步取暖，跑得身上的温度上来后，他急忙跑向附近的一个村子，潜入村民家中偷了几件棉衣换上。

这时，杨新海觉得自己的罪恶真的是要遭天谴了，内心深处不由得生出一阵阵的悲凉。他认为自己这是走到绝路上来了，不敢回家，也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住，怕被公安机关循踪追迹抓住。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精神快要崩溃了，身体也快要垮掉了，长时间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得给冻死。

那个冬天里，杨新海像个野狼一样，整日狼奔豕突，没有一个固定的窝，他一方面要躲避公安机关的抓捕，一方面要躲避风霜雪雨的侵袭，每天吃了上顿饭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儿吃、吃什么。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也是杨新海感到最凄凉的时候，远远近近那一片黑乎乎的村落，那里没有一处是属于他自己的落脚点;看着那一望无际的原野，更是不知道何处是他的归宿，时时刻刻有一种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觉。一天傍晚，杨新海在奔波寻找落脚地点的时候，偶尔在野地里发现了一条死去的蛇，那种濒临灭亡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起来。那天，他站在死蛇的面前踌躇良久，沉思良久。杨新海小的时候最怕蛇，甚至连死蛇也不敢看一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敢杀人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现在，在他杀了多人以后再看到这一条死蛇，他不但一点儿也不害怕，甚至对死蛇生出一点怜悯的心来，他觉得死蛇对他来说是一种征兆，预示着他今后的日子将多灾多难。因此，从不发善心的杨新海特意挖了个小坑，将死蛇埋葬了，像是在埋葬自己的罪恶一样。埋完之后，他独自坐在死蛇的坟墓前叹息：感到自己还不如一条死去的蛇，死去的蛇尚且有个安身之地，何处才是他的存身之所呢?

那一夜，杨新海没去偷盗，也没再去寻找住宿的地方，凛冽的寒风，把他的性冲动也冻僵了。他像一个乞丐那样，在野外胡乱找了几块干瘪的薯片塞进嘴里，便就近在野外的一个坟场里睡下。临睡前他想，今夜算是对我命运的一个测试吧，要是今夜被冻死了，那是我命该如此，这坟场就是我的安身之地了;要是冻不死，那就明天再说吧。总之，他要在奔波中寻找新的犯罪目标，在犯罪中寻求新的生路。他觉得自己已经坐上了一辆无法自控的下滑车，迟早有一天要坠入深渊，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但只要不被抓住，他就只能靠犯罪的手段生存，直到最后落网为止。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几乎冻僵了的杨新海又重新在阳光的温暖下苏醒过来。就像寓言里被农夫用胸怀暖醒的那条毒蛇一样，杨新海在大自然博大的胸怀里又复苏了。

天气越来越冷，杨新海决定逃离北方，到南方去过冬。他扒火车经湖北省襄樊市到了武汉，辗转来到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一个小镇--向塘镇。他发现这里气候温暖，很适宜流浪汉过冬。向塘镇有个火车中转站，正好，在中转站的旁边有所废弃的小房子，他就在车站边的这所小房子里住了下来。此后的4年里，除了2003年的春节是在河南襄城县野外雪地里度过的外，他就像一只候鸟一样，每年都来此过冬。

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催化器，它可以让一个坚强的人更坚强，也可以让一个冷漠的人更冷漠。杨新海就像一头放归旷野的狼，经过一个冬天的痛苦磨炼，野性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他"要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他曾经在黑市上买了一支土枪，但只用过一次，便觉得枪的目标太大，太容易让人发现，不如随时更换武器，偷着铁棍用铁棍，买到铁锤用铁锤，用完一次就扔掉。他完全用一个征服者的冷眼去观察、去体味所有的被侵害对象，他认为他可以使用一切残忍的手段去占有他想占有的一切，杀人、强奸、抢劫已经很自然地成了他实现某种犯罪目的的一种手段。此时的杨新海，渐渐嬗变成为一个毫无人性的冷面杀手。

2001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杨新海也渐渐度过了心理的寒冬季节，又开始活动了。先是在临颍县的一家农户偷了辆破自行车，又利用夜色掩护多次入户，盗窃了一些钱财，然后继续走村串乡卖些小百货，以此作掩护，继续寻找新的犯罪目标。

12、带血手印的杨树棍

由于杨新海作案动机不突出，又由于他本身没职业，很早就在各省流窜，具有一定反侦查的意识和技能，给破案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尽管案发地的警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案件的侦破进度仍然是微乎其微。

但是，由于"8·15"案发后，警方加大了破案和排查的力度，杨新海也着实提心吊胆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作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可他也没有离开发案地很远，一直在周边的几个地市转来转去，和公安机关周旋。杨新海作案时总是随身带着一张地图，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作案。他利用对农村生活熟悉、环境熟悉的便利条件，钻公安机关各自为战的空子。他清楚地知道，只要在公安机关介入案件之前，离开案发地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就等于脱离危险。

"8·15"案发近一年后，杨新海见公安机关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蛛丝马迹，胆子又逐渐大起来，忍不住跃跃欲试，像个孤注一掷的赌徒要放开手脚赌一把。

2002年6月底，麦收刚过，杨新海离开曾经作过案的驻马店市，来到周口市境内。

一天，杨新海逛到了扶沟县城。对街道两旁的楼房和树木他已熟视无睹，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也视而不见，他所关注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有没有穿警服的人在跟踪他，二是街道两旁有没有按摩的地方。

时值仲夏季节，头顶娇阳似火，把脚下的水泥街道路面蒸发出一股一股的热气，直往人的裤管里钻。杨新海转了半天，既没有发现跟踪他的人，也没有找到按摩的地方，感到索然无味，便信步踱到汽车站附近。一见到汽车站，他觉得还是尽快离开县城到农村去的好，农村没有钢筋水泥建筑，没有穿警服的人游走，到处都是墨绿色的树木，坐在树阴下凉爽爽的，想睡还可以就地美美地睡上一觉，不用担心被警察抓住。

杨新海盲无目的地登上了一辆快要开动的汽车，汽车的驾驶员已经启动引擎，但车上仍有好多闲位子，杨新海选了又选，坐在了靠近车窗而又不前不后的位子上。他听人说过，坐汽车时坐在最前面和最后面都不安全，坐在中间的位子上安全系数才最大。可就在汽车即将开走时，一位老太太急匆匆地上了车，一上来就坐在了杨新海前面的一个位子上，这让他心里很不痛快。他想，今天真倒霉，一上车就遇上了一个碍眼的糟老婆子，看见就让人恶心，要是个小姑娘坐在前边，让人欣赏欣赏还高兴些，可偏偏是个老太婆。杨新海非常生气，但他当着众人不能发作，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很善于伪装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从来不招惹是非，也从来不愿多说一句话，惟恐别人从他的某一句话中看出破绽，使他不得脱身，他只把内心深处的狠毒和凶残发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当时，杨新海竭力控制住自己，气得立马下了这辆汽车走人，一边走一边想：平白无故地遇到这种窝心事，太憋屈了，不行，得找个地方出出这口恶气。你一个满脸枯树皮的老太婆，凭什么坐在我的面前污染我的视线?就凭这个老太婆这样对待我，我也要在这里弄出点事来让你们看看。

本来，杨新海还正在为是不是继续作案而徘徊，特别是没有打算在扶沟县作案，今天遇上了这个事，一下子又让他找到了作案的借口，他恶狠狠地决定：要在这里继续作案，强奸杀人。

2002年7月1日早上，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该县古城镇赵岗村村民施彦深一家四口被人杀死。

7月1日早上6点多，太阳已经升起老高，各个村庄的农民们都已开始忙碌了，这时，村民施彦红到施彦深家借用他的东西。施彦深家没有院子，正准备盖新房，在新房没盖成之前，只有一间东屋，又做厨房又当居室。因天气已热，施彦深在东屋门前放张床，夜里就睡在他家院子里。施彦红去时，见他仍是头朝北脚朝南睡着，叫他两声没吭声，施彦红就过去掀他的被子，一掀见他头部都是血，额头有一个血洞。施彦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很害怕，赶紧找到施彦深的弟弟施彦亭，告诉他说："你快去看看吧，深哥不知给谁打架了，头上被打了个血窟窿。"施彦亭随即就往施彦深家跑，老远就看见哥哥睡在院子里一张床上，床上还蒙着被子，他掀开被子看时，发现哥哥的身体已经发凉了。施彦亭赶忙推开东屋的门，见侄女在小床上躺着，腿搭在下面，嫂子在大床上趴着，侄子在蚊帐外边躺着，他们一个个头上都血糊糊的，连一口气也没有了，随即打电话向县公安局报了警。

扶沟县公安局的刑警们赶到现场以后,立即按各自的分工紧张地开展工作,在进行常规的勘查现场、检验尸体、调查取证等程序的过程中,刑警们在受害人院子里发现了一根上面沾着5个鲜红血手印的杨树棍。刑警们遂即对杨树棍上面留下的血手印仔细观察，但遗憾的是，上面只能看出5个血手印，由于血太浓，看不出一点指纹，没有鉴定条件，刑警们只好对这根杨树棍进行研究。

这根杨树棍约有茶盅粗细，一米多长，棍的两端有刀砍的痕迹，茬口不太整齐，但表皮较光滑，并且带有新鲜的树皮。从杨树棍上所带的树皮和两端的所留的茬口看，这根棍从树上砍下来的时间不超过半天。刑警们立即围绕这根杨树棍进行调查，调查发现，这根杨树棍不可能是受害人家里的，也不可能是本村围观的群众留下来的，肯定是犯罪嫌疑人丢弃在现场的。但这根杨树棍是从哪里取下来的呢?刑警们对赵岗村的所有杨树进行了察看，没有发现新砍的树茬痕迹，据此分析，这根杨树棍是犯罪嫌疑人从赵岗村以外的地方砍下来或拣来的，由此断定：杀害施彦深一家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本村人，因为本村人不可能跑到外面去砍一段杨树棍，作案后再把沾有血手印的杨树棍留在现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一个流窜作案的外地人。但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跑过来将施彦深一家制造灭门惨案?这是留给刑警们待解的一个谜团。

扶沟县公安局的刑警们遂将带有血手印的杨树棍提取在案。在以后的侦破实践中证明，扶沟县公安局的刑警分析得不错，这根带有血手印的杨树棍不但为以后的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因此而开拓了侦破的思路。

案发不久，扶沟县公安局即将这根带有血手印的杨树棍以及他们的分析上报给上级公安机关，促成了河南省公安厅决定并案侦查，并决定成立"8·15"系列杀人案指挥部。杨新海案件侦破以后，这根带有血手印的杨树棍更是成了杨新海杀害施彦深一家的有力证据。

这根杨树棍确实是杨新海作案以后留下来的。杨新海在扶沟县汽车站作出要在当地杀人的决定以后，当即改乘另一辆汽车去了扶沟县古城镇。这天古城镇正逢集会，他在会上买了一把四磅铁锤，锤把有七八寸长。他把铁锤连同水果刀、手电筒等作案工具装在一个塑料蛇皮袋子里，背在身上离开古城镇，向南拐上一条公路。他沿着这条公路一直往南走了二三里路，再往西走到一条河边。杨新海一边走，一边察看路两边的村庄，寻找作案目标。傍晚时分，他借着找水喝的机会，在村子里偷了一把菜刀，用它在路边砍了一根杨树棍，掂在手里作防身用，随手又把菜刀扔了。

2002年7月1日凌晨，杨新海携带铁锤、水果刀、手电筒等作案工具，窜至扶沟县古城乡赵岗村，进入施彦深家里，杀害了施彦深及其爱人和一双儿女。杨新海在母子们睡的床头席子底下找到90多块钱，把钱装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和手上都沾了不少血。他走到院子里，看见自己防身用的那根杨树棍，顺手掂了起来，但又一想，事情已经完了，逃跑的路上也用不着它了，随手就把杨树棍扔在了地上。这一掂一放，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杨树棍上留下了一个血手印。

杨新海二次进屋，是专门为发泄兽欲的。这个灭绝人性的家伙，在对这一家四口制造了灭门惨案以后，在室内外到处都是一片血腥的环境下，又对女孩的尸体进行性侵犯。然后，把屋门关上，来到院子里，拉过被子盖住了男人的头。

13、胆小如鼠与胆大包天

杨新海重新开始四处逃命、疲于奔波的生活。20天以后，他来到南阳市邓州地面，重新购置了水果刀、手电筒等作案工具，又开始寻找作案目标。

2002年7月21日夜，杨新海携带水果刀、手电筒等作案工具，潜入邓州市孟楼镇的一个村庄。他发现村子的西南角有一座单独的院落，正房是3间坐北朝南的砖瓦房，正房前面三面围着低矮的土墙，周围离其他住户较远，易进易逃，又不易被人发现，于是就选中了这家为作案目标。

当夜12时许，杨新海越过低矮的土墙，跳进院子里，轻手轻脚走到正房门口，见正房是两扇木门，知道门后边一定有门闩。他掏出水果刀，从门缝中间插进去，悄无声息地拨开门闩，轻轻地把门推开一道缝，然后侧身从门缝里挤了进去。

杨新海觉得一个女人容易对付，因此没有先下手把她打死，而是先割断了西间房的电灯开关拉线绳，然后走向床边。这位妇女睡得正香，突然感觉床边站了一个人，一下惊醒了，厉声问："你是谁?"杨新海没有吭声，而是脱光了衣服，向那女人压了过去。那妇女一边反抗，一边伸手摸电灯开关拉线绳，杨新海低声警告说："你敢动我捅死你!"说着就动手住她的脖子，那妇女吓得缩回了手，杨新海也就不再她。

在这漆黑的夜里，四处无人，那位无辜的妇女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任由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摆布。这是杀人狂魔杨新海对善良的人们犯下的又一起罪行，不幸之中万幸的是，这次杨新海没有动杀机，这位无辜的妇女侥幸保住了一条命。

遗憾的是，事情过去之后，这位受害的妇女在向公安机关陈述受害情节时，却把杨新海的声音误听成是本村的一位村民，幸亏邓州市公安机关在侦查时排除了这一指控，不然，差点再次造成了冤案，出现第三个替杨新海顶罪的人。杨新海案侦破后，这位受害的妇女方才恍然大悟，她痛恨地说："杨新海这个挨千刀的，枪毙他一万次也不亏!"

在孟楼镇作案之后，杨新海估计，因为当时是黑夜，那位受害的妇女不会认出他;因为这次作案时没有杀人，警方也不会太在意，所以他并没有逃远，仍旧在邓州市孟楼镇一带转悠，伺机寻找作案机会。

2002年7月下旬，杨新海利用孟楼镇逢集的机会，混在赶会的人群里在孟楼镇上购买了作案工具。他先花七块多钱在地摊上买了一把四磅八棱锤，锤把长有一尺三四寸的样子，他捏着锤把掂在手上试了试，不由得脱口说道："行，挺好使的。"说完，他知道自己说走嘴了，心里打了个寒战。他慢慢抬头看了看卖锤的人，见那人只顾做生意，并没在意他说的话，这才放下心来，赶紧把锤装进塑料袋，付了锤钱，离开这个地摊。他又换了一个地摊，花四块钱买了一把剪刀，然后又在百货门市部里买了手套、手电筒。在一个村子里偷了件老头儿穿的衣服。

作案工具准备停当以后，杨新海骑着偷来的自行车，自行车上胡乱的带一些气球、指甲剪之类不值钱的小东西，装作做小生意的模样在邓州市孟楼镇一带转悠。一天下午，他在孟楼镇白楼村发现了目标。

白楼村的东南角，有一座独立的院子，院门朝南，院子里住着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领着一名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杨新海当即决定把这一家作为他侵害的目标。

当天夜里，杨新海就睡在离白楼村不远的一个地头上，他把偷来的那件老头衣服和刚买来的作案工具枕在头底下，可能由于太累了，这夜他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已是凌晨3点多钟。夏日的早晨，4点时天色已经微明，但杨新海发觉四周仍然很静，就急忙爬起来，来到白楼村东南角的这家院子前，但是，由于动身太晚，走到地方时天已快亮了。他算了算时间，觉得那两个老人现在差不多该睡醒了，如果进去被他们发现了，就作不成案了。再者，即使不被他们发现，时间也很仓促，如果作案后天已大亮，很容易被村民发现，自己便无法脱身。于是，胆小如鼠的他很快退到白楼村外，把老头的衣服脱下来，塞到白楼村东北方向的一个麦草垛里，以备再来作案时用。他又像个幽灵似的在周围一带地区转悠开了。

2002年7月27日深夜12点多，杨新海再次来到这座小院落。他见这家虽然大门很破，门是两扇木门，但门头上有门楼，不好直接从门上翻过去。大门两边的院墙不高，墙跟前还堆有不少木头。杨新海蹬着墙下的木头，从大门东侧的院墙翻墙进入院子。

院子北边有3间正房，门朝南，东边一间厨房，门朝西，房子非常破，正房睡一个老头，厨房睡着一个老婆和两个小女孩，两个屋门都没有关。杨新海本来是头天看见这家有小女孩才来作的案，现在见又多了一个小女孩，不禁暗暗窃喜，也促使他更加凶狠地作案。杨新海闯进正房，先用锤打昏了老头，接着用剪刀直戳他的心脏，又用剪刀剪断了他的喉咙，然后用被子蒙住他的头，转身去了厨房，用铁锤打了老太太和与她一头睡的小女孩。

杨新海落网后，办案人员问他，人都已经杀死了，为什么你还要铰他们的喉咙?

杨新海回答说："我是不想让他们喊叫，也怕他们醒过来喊叫。"

他把这一家四口杀死之后，开始在两个屋里找钱，翻了抽屉、床铺、箱柜，两个屋里都翻遍了，结果啥也没有找到。他歇了口气，开始借两个女孩的尸体发泄兽欲。

案发后，邓州市公安局认为案情重大，立即向南阳市公安局作了汇报，两级公安机关的刑警们迅速赶到案发现场。公安机关在现场勘查中发现：死者尚群英，尸体用带有白色、灰色、黑蓝色补丁的单子覆盖，尸体左手指上有毛发，两个女孩的尸体均用灰白色被子覆盖，上有大量血迹及少量毛发。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人员，还在送检的现场提取物中捡出了少量精子。南阳市公安局将现场遗落的毛发和精子一起送到湖北省公安厅，要求进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鉴定结论证实，从送检的精斑中检出男、女二人混合DNA，其DNA分型中有与现场遗落的毛发中的DNA一致的部分。这是公安机关提取在案的送检物中，第二次检出了杨新海的DNA图谱。但是，由于人海茫茫，杨新海混迹于人群中间，公安机关一时无法把他分检出来，但这次将杨新海的DNA图谱再次记录在案，无疑又把侦破杨新海案件向前推进了一步。

14、一枚残存的穿袜足印

2002年10月下旬，又一个冬季就要到了。这时的杨新海，在流窜作案中已经欠下多条人命，他对鲜血迸溅的场面和受害人临死前痛苦的表情已经毫无感觉。杨新海每天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寻找作案的机会，二是躲避公安抓捕;他杀人的目的也只有两个，一是抢钱，二是强奸。杨新海每作一次案都把作案工具扔掉，然后准备作案时再重新购买。

2002年10月21日，杨新海在西平县城又买了一柄带有一尺多长把子的四磅八棱锤，还买了手套、手电灯、鞋、小刀，并准备了一些替换的衣服。当天下午，来到西平县宋集乡境内，在毛庄村一带转悠，转到天黑以后，他开始下手偷盗了。

在毛庄村翟胡庄东南角，杨新海发现有一座不大的房子，房内只住着一个老汉，而且看上去还比较富有。他趁老汉睡着以后，偷偷潜入室内，偷了他的几块钱现金和一个3000块钱的存折，顺手拿走他一个充电式的手灯。

这次盗窃没有使用作案工具就轻易得手，并没有满足杨新海的欲望，他似乎嫌弃这次出手太顺利，不过瘾，又在村子里继续寻找新的作案目标。他转到村子西头，看到有一个院子门朝南，院墙不太高，靠近院墙往里看去，见院内3间平房，西边有一间厨房，院里还停着一辆四轮车，院子一角蹲着白乎乎的两只鹅，可能是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它们，从院子里传出两声鹅叫。他想，这家人既有车又有鹅，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家里一定有钱，于是，便把这一家选为作案目标，决定进去抢钱。这里是村民方春和的家。2002年10月22日凌晨，杨新海将一双大号的袜子分别套在双脚上，然后双手戴上了手套，从西边厨房的烟囱边扒着墙头翻进院子里。落地时，他的身体自然地往下一蹲，在墙里边留下了一个穿袜的足印。

杨新海蹑手蹑脚来到正房门前，轻轻一推正房的双扇门，门开了。原来这家人睡觉时只在院门里面上了锁，并没有锁卧室门，让杨新海轻而易举就闯进了卧室。杨新海走进正房，见西边和中间都没有人。东边那一间，靠东墙顶南墙南北放一张床，一家三口睡在这张床上。男的头朝南在外边睡，小女孩和爸爸一头睡，女的头朝北在里边睡。杨新海看他们睡得很香，并没有发现他的到来，便先翻了他们的衣服，没找到钱。他惟恐时间长了把他们惊醒，便用铁锤分别砸了他们的头部，然后接着找钱。

杨新海自小生长在农村，他对农村的环境特别熟悉，对农村人放钱的地方也了如指掌。他忘不了，他在汝南埠镇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回家要钱，父亲不是从那个破得已认不出颜色的木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包，就是从几层破旧的衣服底下拿出一个布包包，然后揭去一层层的包装，用粗糙的大手捻出一张或两张带有汗味的纸币来，很庄重地交到他的手上。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临离家出走的那天下午，他最后一次回家要钱，父亲是从床头的席下拿出来的，父亲说，那钱过年时没舍得花，是准备开春时买化肥农药用的。父亲从那叠沾有油汗的纸币中抽出50元来，神态非常严肃，那种神态就像是在交一件传家宝。当时，杨新海觉得父亲太可怜了，但随后，他并没有依靠着自己的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去改变父亲的处境，而是单单记下了父亲存放钱的地方。在他以后的每次作案中，他都按照父亲存钱的方式去翻找受害人家里的钱，这种方法屡试不爽。杨新海落网后，他在自己的交代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偷他们的钱就像拿自己的钱一样。凡经我盗窃过的，绝不会留下一分钱。"

这次，杨新海仍然是按以前的模式继续找钱。他先是翻箱倒柜，然后翻找床上地下，终于在男人睡觉的床席下边，找到了一个压着的纸片子，在纸片子下找到260多块钱。杨新海朝屋里四下看了看，再也没有了放钱的地方，便残忍地拉过小女孩尸体进行了性侵犯。

第二天，西平县宋集乡翟胡庄的村民们仍和往常一样，平静地生活着，没有谁能够想像得到，他们的邻居方春和一家人遭了天大的灾祸，直到次日傍晚，他们的一个邻居偶然从他家门前经过，方家的惨剧才被发现。

村民刘文珍是方春和的西邻，2002年10月22日上午9点多，她从方春和家院子前面走过，发现院门还没开，从里面传来一群猪的叫声。刘文珍感到有点奇怪，因为农村人早上开门都不会这么晚的，但她当时只是想，方春和的媳妇武清华怀的第二胎已经有八九个月，就快生了，此时方春和八成是陪媳妇上医院去了。

可到了晚上8点多，刘文珍在一个邻居家看过电视回家，又从方春和家门前经过，他家依然是一团漆黑，院里的猪叫声更响了。刘文珍预感到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了，扭头去了方春和的父母家，告诉他们："春和家一天都没人在家，你们是不是去给他家喂一下猪。"这时，方春和的母亲也觉得一天没见到小儿子家的人，有些不放心，即便是他领着媳妇去了医院，也得给父母说一声啊。于是，便让方春和的哥哥方春华去他家看看。

方春华拿把手电灯照路，到了方春和家的大门口，却见大门紧闭，他敲敲门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便也从西边厨房的烟囱边扒着墙头翻进了院子里。方春华落脚的地点，几乎正好是杨新海的落脚地点，他的脚印也几乎重叠在了杨新海的脚印上，这使得杨新海留下的原本清晰的脚印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但当时方春华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意识到，他的弟弟一家人已遭到灭门之灾。

方春华来到院里时，猪圈里的猪听见来了人，叫唤得更厉害了，方春华循着猪叫的声音，用手电筒照过去，发觉两头猪挤在猪圈门口，一齐用嘴拱猪圈门，好像争着要出来的样子。此时方春华顾不上去管猪的事，他先要知道弟弟家的人干什么去了。他移过手电灯的光柱，朝堂屋的门上照过去，发现方春和家堂屋并没有上锁，门开着有条缝，从门缝里透出阴森森的黑暗。他以为弟弟一家人都不在家，但家里没有人为什么又开着门呢?方春华推开门进屋用电灯一照，眼前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只见弟弟方春和与他的女儿头上血糊糊的一片，他大着胆子到近前摸了摸他们的身上，已经冰冷，说明这父女俩已被人杀死。弟媳武清华头朝北盖着被子躺在床上，生死未卜。

方春华急忙从屋里跑出来，他想赶快到门外叫人，但刚走到堂屋门外，他听到武清华在屋里"哼哼"的声音，便急忙找人把她抬到车上送医院抢救。随后，有人打110电话报了警。后来，武清华经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孩子却流产了。经公安机关的法医进行伤情鉴定证实：武清华由于开放性颅脑损伤，已构成重伤。

西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将案情向驻马店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随后，两级公安机关的刑警们迅速赶到发案地点。刑警们各司其职，很内行地进入了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步法追踪等各个侦查环节。

在勘查现场中，细心的刑警们从方春和家西边厨房烟囱旁边的墙头下，发现了一片杂踏的足印，随即围绕这些脚印展开调查。在现场调查中得知，穿着鞋子的那部分脚印是方春华留下的，经对方春华留下的脚印进行排除，刑警们发现了一枚残存的穿袜足印，这枚足印残缺不全，看上去只有前脚掌着地，但却很大很宽，刑警们认为，这枚足印肯定是犯罪分子所留下的，于是，先对这枚穿袜足印进行了提取，随后对这枚足印展开追踪。通过追踪发现，这枚足印是往受害人屋里的方向去的，由此判断"10·22"案件的案犯是直接穿袜进入室内的。

这一判断引发了刑警们的思考：犯罪分子既然是穿袜子进入室内的，那么，他离现场肯定不会远;因其脚印又宽又大，可以断定犯罪分子是一个青壮年男子，年龄应在25-40岁之间;从案犯对现场的熟悉程度、作案手法的娴熟以及作案后即迅速遁迹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罪犯应是一个本地人。

按此指导思想，他们把破案的重点就放在宋集乡附近的村镇，对年龄在25-40岁之间的所有男子进行排查。警方将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5个乡镇、56个村庄划入了侦查范围，当时共排查此年龄段的人员5924名，共让4816人核对了穿袜足印。但核对的结果，没有一个人的脚印能比得上提取的脚印宽大。刑警们仍不肯放过这一线索，继续对排查人员中个别平时有劣迹的进行重点审查、筛选，从中排出重点嫌疑人38人，再逐一排出这38人在"10·22"案件发案时的活动时间表，以期发现其有无作案时间。经过多日的工作，最后排出两名重点嫌疑人员。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34岁，以前都曾有过劣迹，案发期间，他们都在外地打工刚刚回来，但一时又提供不出在外地打工时的证明人。但不久，去外地调查的人，证实了这两个人案发时确在那里打工，这两名嫌疑人也被排除了。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嫌疑人被排除，警方当时很迷惑：犯罪分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脚为什么那么宽那么大?直至杨新海被抓获后供述，才知道当时他是害怕留下鞋印，而将袜子套在鞋上的，警方这时方才恍然大悟。

事隔一年半以后，凶手杨新海早已伏法，记者来到受害人方春和的家时，看到方家的3间红砖瓦房已略显破败，院内的牲口圈也已经塌了一边，这个原本充满生气的家庭现在已经物是人非，满目悲凉。方春和的大哥大嫂和其80岁的奶奶住在这里，方春和的爱人武清华虽然被抢救过来，但由于伤势太重，几乎成了植物人，大哥大嫂平时既要照顾老奶奶，又要照顾这个终日卧床的弟媳妇。听我们问起方春和一家被害的事，方春和的奶奶坐在门边，眼睛里充满着悲伤，一句话也不说，方春和的大嫂只要一提起兄弟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总禁不住泪流满面："他们一家出事是在2002年农历九月十六日晚上，好惨啊!"说着说着就哽咽住了，她从肩上取下头巾，擦起眼泪来。

我们也就不再追问什么，反过来安慰她：" 凶手已经被枪毙了，政府为你们雪冤了，往后就好好地过日子吧。"没想到大嫂凄凉地说："人都没了，还过个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