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双方真实伤亡

导语：抗战以来，日军凭借天上的飞机，路上跑的坦克，地上的大炮，水里游的舰艇，在中华大地上四处侵略，到处烧杀淫掠!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寇又瞄上了武汉!战场先后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个省的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而结束!那么武汉会战双方真实伤亡情况如何呢?武汉会战也被称为击毙日军最多的会战，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武汉会战双方真实伤亡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役背景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武昌、汉口及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汉阳是工业重镇，在粤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战略方针， 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蒋介石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主要目的一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消耗、挫败敌人;二是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

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7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 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中国方面，投入兵力达到百万，日本方面，直接参战者达到25万人。战争最终以中国军队主队弃卫武汉而结束。

这也是中国军队在转为抗日持久战前最为决绝的一次努力。中国军人以牺牲40万人的代价，保存了主力，同时让进犯武汉的日本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将抗日战争拖入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持久战。

一寸山河一寸血。1938年10月25日，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汉口之时，他们得到的是一座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的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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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时间及经过：武汉会战爆发的历史原因

武汉会战是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战役)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6月初，第6师从合肥南下;波田支队(相当于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守军第26、第27集团军节节阻击。12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13日第6师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2、第11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2军和第11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长江南岸地区作战 第九战区以第1兵团在鄱阳湖西岸地区，第2兵团在江西星子、九江至码头镇之线组织防御。日军第11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7月23日，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守军第2兵团以第70、第64军等部协同第8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8月10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登岸，向瑞昌进攻。第3集团军在第32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9师加入战斗，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27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陷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守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至9月24日，码头镇、富池口(属阳新)先后陷落。第2兵团组织第6、第54、第75、第98军和第26、第30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9师和波田支队向武昌逼近。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第106师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守军第1兵团第29军团和第4、第8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第25军防线，攻占星子，协同第106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66、第74、第4、第29军等部协同第25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之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第123、第145、第147团和第101师团第149团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27师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4个团大部被歼。史称万家岭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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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武汉会战:国军裸身夜袭日寇 伤亡过两万人

1938年，日军日投炸弹千枚，2万多中国守军战至最后一人;

田家镇，位于武穴市西域的长江北岸。这里江面狭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山势绵延，号称十里关山。它同南岸的半壁山隔江相峙，以山锁江，互为犄角。

1938年，田家镇作为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武汉会战国民党守军长江三道防线最后一关，中日双方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夺战。但因战场分散，牺牲惨烈，遗迹难寻，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史实鲜有记录。

提及这段历史，田家镇钱炉村65岁的村民贾明舜掏出一篇文章《忆父》说：“我大伯贾士超16岁就参加地下武装队。这份材料是大伯的口述，我记录的。”文章写道：“那年我14岁。我记得上午十时许，日本鬼子的飞机离地面不到几十米高，几个一群，来回盘旋，像狼一样嚎叫。小小村庄，烟火弥漫，火光四起，房子倒了，树也断了，人也无音了。炸后，血水染红了整个村庄。我爸走了，蜡黄的脸上沾满鲜血和泥土，四肢都散了架。”

对田家镇要塞阻击战有着深入研究的武穴市委党史(史志)办程瑞库讲述了一段激战细节：9月20日晚，大雨滂沱，整夜激战。为攻克无名高地，国民党守军调集3个营组建奋勇队，所有队员一律脱去上衣，光着脊梁。战斗号令一下，奋勇队一鼓作气冲上山头，黑暗中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于是只要摸着上身着衣者，默不作声上去就砍。方法虽简单，但十分管用。一气厮杀下来，阵地上竟然留下了500多具日军尸体。

当时曾在阵地上与日军面对面血战的解云祥(时任第53团1营营长)，后来在回忆录中记下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战场景：“当时整个阵地上终日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天空中刺耳的飞机啸叫声，地面上的枪炮声和战士们与日军搏斗的厮杀声连成一片，响彻山谷。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从9月15日到9月29日上午11时30分，田家镇要塞保卫战，历时15天，日军平均每天对田家镇炮台发射500余枚炮弹，飞机投弹在1000枚以上，并大量使用毒气弹，造成中国守军2000余名士兵中毒，全身溃烂。江面上，数十艘海军舰艇全数被日寇击沉，全体将士殉难。国民党守军带伤坚守，战斗至最后一人，伤亡总数超过2万人。田家镇要塞阻击战只是田家镇战役的主战场之一，其他战点遍及各地，前后历时近40天，有效地拖延了日本海军向武汉进犯时间。”程瑞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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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日方的决策：占领武汉促使蒋介石投降

武汉会战(中国:武汉保卫战;日本: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横跨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等广阔地域大规模战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以抗击由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日加列夫、特霍尔率领苏联航空志愿队支援。武汉会战包括有：马当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信阳战役。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北平及天津不到一个月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面前，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有陷落的危险，国民政府于是宣布迁都重庆市，在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因此在1938年，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磨于1938年改组内阁，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行虽然减缓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速度，但是长久下去并非办法，加上对苏联军事实力的顾虑， 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所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也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所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 武昌、汉口及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及汉阳是工业重镇，在粤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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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死亡人数：我军伤亡40万换来战略相持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

弃守武汉倒计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喋血金口。这一天，距离金口仅26公里的武汉，进入了弃守的尾声。

日军在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已形成对武汉的三面包围，10月21日广州失陷，武汉局势更为孤立。24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决定：放弃武汉。

当日下午，在汉口怡和街(今上海路)由政治部第三厅和国际宣传处主持召开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郭沫若等在撤退前，还组织朝鲜义勇队爬上汉口水塔，用沥青写上日文标语：“士兵在前方流血，财阀在后方享乐!”用来“迎接”入汉的日军。

最后撤退的时候到了

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来到汉口界限路(今合作路)，为《新华日报》社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口授社论。晚上8点，周恩来、叶剑英等才带着电台离开武汉。当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他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随后整整燃烧了两天。

为保证最后的有序撤退，24日晚，头戴钢盔的中国宪警队荷枪实弹，在市内各处站岗，外侨义勇队以木棍为武器在街头巡逻，即时成立的汉口难民区委员会积极组织疏散难民，当时武汉未疏散的即将成为难民的群众有40万人。

到25日中午，汉口市区到处传闻日军马上要进入市街的消息，于是大批市民涌向旧租界的大街小巷，连走路也难以插足。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沦陷的最初几天，进入法租界和难民区躲避的市民达10万人之多。

25日，中山舰被击沉次日，武汉沦陷。25日-2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汉口、武昌、汉阳。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陷安庆开始，至同年10月底日军攻陷武汉，历时4个多月，积大小数百仗的武汉会战至此基本拉下了帷幕。

会战得失

武汉保卫战是中日开战以来时间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作战地域最广、双方伤亡最重的一次特大战役，而且影响全国，牵动世界。如此大规模的自卫战争，对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何重大作用呢?

专家评析

武汉保卫战宣告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就日军最终占领武汉、盘踞华中的结局而言，日军是胜利了;但从中国军队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阻敌西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空间换时间等目的而言，还是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武汉保卫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在一定时期牵制了日军的北进。总体来说，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武汉会战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还因为有力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会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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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对抗战的影响：抗日战争陷入了战场僵局

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6月至10月，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要了解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首先要了解一下武汉的地理位置。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其次要了解会战前双方投入兵力以及当时的形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结果。武汉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

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此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转折意义。武汉地区位于华中地区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大本营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因而积极准备进攻武汉。

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可以由其以下几个意义决定：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损耗过巨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总而言之，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使抗日战争由正面战场作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有力地消灭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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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失败的原因：武汉会战若干问题战略分析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武汉会战双方真实伤亡

就武汉会战来讲，日军伤亡加在一起4万人左右，还有一种说法是11万人。现在又变出一种20万人的说话，把我雷到了，要知道日军参加武汉会战共9 个师团，约25 万余人，如果伤亡20万，那不是打光了吗，不知道依据何在。

而国军方面，参战兵力100万左右，伤亡22-25万人，而现在又说伤亡40万人。。。。(日军公布的数据是19万多，不太可信)，不知哪个对。

武汉会战日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关于抗日战争历次会战，中国军队到底歼灭多少日军一直充满争议。其中武汉会战日军的伤亡人数，更是争议颇多。

国军夸大战果?还是日军隐瞒伤亡?

武汉会战是抗战22场会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会战。当时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4个集团军(50余个军)约100万人。日军则投入第2军(4个师团)约17万人，第11军(5个师团、1个支队)约20万人，总兵力接近40万人。

中日两军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对峙，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个省，从6月6日一直激战到10月26日中国军队主动撤离武汉结束。

武汉会战也被称为击毙日军最多的会战，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先后集结近百万人，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展开会战。图为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

很明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有些偏高，整个会战日军投入兵力不足40万，如果真的伤亡25万人之多，那么就相当于日军损失了将近70%的兵力。从军事角度出发，一支部队损失了70%的兵力就会丧失进攻能力，就算快速补充新兵或动员20多万人增援，以日本的国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动员这么多人。日军如果真的损失了25万人，就不可能只用4个半月就占领了武汉，并取得会战胜利。

加之，国军战报一向爱夸大战果数倍，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很不靠谱。那么日军方面，关于武汉会战的伤亡情况又是怎么说的呢?

按照日本1975年出版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记载，武汉会战日军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约7300人，共伤亡9600人。第11军战死4506人(包括将校172人)、负伤17380人(包括将校526人)，共伤亡21886人，总计伤亡31486人。

这个伤亡人数大大低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算，日军在武汉会战仅仅损失不到10%的兵力而已。

后笔者又找到了一份日军第11军从1938年到1940年历次作战的伤亡调查表，里面武汉会战的伤亡又与《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给出的数据不一致。

该份调查表给出的战死人数要比《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多出2100多人，同时告诉我们武汉会战日军战病人数很多，仅第11军就战病10万余人。

那么这份调查表是否就是日军的真实伤亡情况?日军各个师团、联队战后编写的师团史、联队史对武汉会战的伤亡又是怎么记载的呢?

死伤惨重的日军王牌师团

按照日军《熊本兵团战史》记载，日军第6师团于1938年6月6日，向庐州南方10公里处的中国军队警戒阵地发起进攻，打响了进攻武汉的第一枪。

在日军渡过巴阳河后，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一时间日军第6师团伤亡惨重。《熊本兵团战史》写道：“第二天6月11日不停地进攻，增援的山炮队也全力投入战斗，但我方的死伤数不断上升。第11中队长福田大尉在黎明的夜袭中牺牲，第6中队长赤星大尉也中弹负伤，第5中队长宫本少尉战死，山本少尉、富田准尉等死伤的下级士官不断增加……”

到了6月19日潜山战斗的结束，连日作战的日军第6师团伤亡较大，不得不停止进攻的脚步，在潜山一带休整恢复战力。当时日军第6师团有4个野战医院，其中光第4野战医院收容的伤员就高达2307人。

第6师团一直休整到7月25日后，才开始集结兵力向前进军。在日后的太湖、黄梅、广济、田家镇等一系列战斗中，号称日军最强兵团的九州部队第6师团伤亡惨重。尤其是田家镇战役，日军第13联队遭到歼灭的打击。“这次战斗的牺牲非常惨重。支队的死伤情况直到现在也无法完全了解清楚……”

第6师团也是日军第11军中死伤最惨重的师团之一，按照第47联队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记载：“从8月1日—10月26日，日军第6师团战死2308人、战伤7277人、合计伤亡9585人。”

这个伤亡还不算6、7月的损失，如果算上，笔者认为第6师团在武汉会战中不加战病人数，伤亡高达1.3万—1.5万人之间。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率部占领武汉。

被缩水一半的伤亡

而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经过庐山山脉作战、万家岭作战、德安作战等一系列战斗后，伤亡也十分惊人。

在《日本陆军联队总览》介绍日军第101师团第149联队时说道，该联队在武汉会战中死伤1080人。可以推算出第101师团在武汉会战中死伤应该在5000人左右。

第106师团在庐山山脉作战、在万家岭战斗中遭到中国军队的重创，其伤亡远高于日军第101师团。按照《熊本兵团战史》记载，第106师团战死3321人、战伤4085人、战病9905人、合计17311人。

第9师团按照《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史》、《富山联队史》记载，武汉会战第9师团死1102人、伤2895人、合计伤亡3997人，损失远远不如淞沪会战。而第27师团由于笔者手中缺乏资料，因此损失暂时不清楚。

而另一支部队波田支队，笔者根据战报、战史提到的伤亡数汇总如下：

如果算上瑞昌战役的损失，笔者推测日军波田支队伤亡应该在4000人左右，其中战死人数1500余人。

这样算下来日军第11军战死、战伤约3.5万人，如果算上第27师团和军直属部队损失，日军第11军战死、战伤人数应在4万—4.5万人之间。所以日本《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给出的伤亡数据整整缩水一半。由此可以推算出，日军第2军在武汉会战中，战死、战伤人数应该在1.5万人—1.8万人之间。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华中派遣军总伤亡应该在5.5万人—7万人之间，同时还有10多万战病人员。

万家岭战役中日军战死者墓碑

由此可见，关于日军伤亡情况，日本自己的《战史丛书》和当时的军一级的伤亡调查表都有隐瞒伤亡的习惯。要想了解历次会战中日军的伤亡，应该参考日军师团、联队一级的战报或者日后编写的基层部队史，尤其是日后编写的部队史。

这些部队史都是结合原始战报、阵中日志、将官、军官日记编写的，有的部队史会保留详细的战死者名单，有的直接精确到战死的时间和地点。它们与《战史丛书》相比，具有更大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