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评价李鸿章

导语：一个是曾国藩的学生，一个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鸿章和赵烈文关系怎么样呢?赵烈文评价李鸿章如何呢?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位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的李鸿章。另外一个却是大清预言家的赵烈文,准确语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

赵烈文评价李鸿章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位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的李鸿章。另外一个却是大清预言家的赵烈文,准确语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

那么，这位赵烈文到底是谁呢?

曾国藩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秘书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对于近人名人，唯独服气曾文正，说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也说，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

曾国藩学识渊博，最能发现人才。难怪石达开曾说，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虽然他是文人，但是门生如云。在众多门生中，他最欣赏两位，一位是李鸿章，另一位就是赵烈文。这位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幕僚，也就是秘书。

在中国近代史中，知道赵烈文大名的人不多，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如此欣赏赵烈文呢?

语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

咸丰五年，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幕。赵烈文正好闲赋在家，于十二月到了大营。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界。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不但没被镇住，还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对这位赵先生心里不大高兴，因为曾国藩最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老母有病，赵可能也看出曾的心思，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这意思已经很明白，赵烈文回家走人就是了。

偏偏凑巧的是，就在赵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凤山湘军不可依重的道理，曾氏聪明，对赵烈文有了新的看法。时间一长，赵在曾的大营里越来越受曾的器重，经常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满清50年内灭亡其后中华大地上将是军阀割据。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

为啥预测的这么准?

清末的另一位大文人早期同盟会会员、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历任34年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在清王朝即将覆灭的前一年，曾经深刻地揭示过清王朝必然覆灭的三条“恶因”。虽然他没有像赵烈文那样给出一个清王朝必然覆灭的时间表，但他揭示的这三条“恶因”，的确听起来令人振聋发聩。

于右任先生认为，清王朝必然垮台的原因有三：“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翻成白话文，大意是：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国家呈败落之象。

而“国有金，吝不与人”，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资产。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行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只顾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

“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社会道德极其败坏。“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翻成白话文，大意是：腐败政权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外强“窥伺”中华，伺机捞取好处;“霄小”(贪官、小人)拨弄是非，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勉强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进来，用金钱收买国内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的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赵烈文为什么不劝曾国藩做皇帝?

近日，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出版。曾国藩炙手可热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劝他起兵自立，把皇帝宝座抢过来。与曾国藩无话不谈的赵烈文，却始终不提这件事。一个狂妄书生的死，让赵烈文确信曾国藩绝无做皇帝的野心。

赵烈文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

清史大家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引用了不少笔记小说材料，但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来。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弟子。他在曾国藩幕府工作期间，不仅所参谋、赞画的事务“往往关天下大计”，而且私下里既敢同曾国藩谈论清朝必亡，也敢说皇帝、慈禧太后、恭亲王等人的坏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无所顾忌地写进日记中。然而翻遍《能静居日记》，始终找不到他劝曾国藩起兵造反、自立为帝的言论，甚至连一点试探性文字都见不到。

清史大家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曾专辟《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引用了不少笔记小说材料，说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等人，都做过诸如“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和“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及“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之类的试探。

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虽然无可稽考，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来，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即曾国藩拥兵自立的某种客观可能性。笔者相信，赵烈文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

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有限

清政府分化了湘、淮将领，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已失去问鼎中原的机会。

赵烈文十分清楚，曾国藩手上虽然握有重兵，凡是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过的地方，最后几乎都成了湘、淮军的势力范围，但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十二万人左右，就是这十二万人，也是派系复杂，各树一帜，真正的嫡系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而就是这五万湘军，等到攻占金陵之后，也是腐败丛生，军气已老，早已失去了进取之心。

另外，对湘、淮军几位重要将领，清政府早已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分别进行了拉拢和扶植，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与曾的关系最为密切，称得上曾国藩的最可靠盟友。但这个人好打“痞子腔”，是个典型的滑头，早在曾国藩祁门遇险时，他就借机溜掉了。所以别看他平时总把曾国藩挂在嘴上，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但在造反这种杀头灭九族大事上，他是不会盲目讲义气的。另外最关键的是，李鸿章手中的淮军，曾国藩不能绕开李鸿章直接指挥。

除了分化瓦解湘、淮军集团，清政府在军事上也早有布置：内阁大学士兼湖广总督官文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江宁将军富明阿坐镇扬州，据长江下游;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的僧格林沁亲王屯兵皖、鄂之交，虎视金陵。这一切都对曾国藩有牵制和威胁作用。

所有这些情况，赵烈文看得比谁都清楚。

最佳时机是攻陷安庆之后

曾国藩起兵造反做皇帝，最佳时机是攻陷安庆之后。一个狂妄书生的死，让赵烈文确信曾国藩绝无做皇帝的野心。

湘军攻克安庆近一个月的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九日，赵烈文向曾国藩举荐孟辛“刚决能断，有胆有识”;燕山“武勇缜密，廉介不苟”，曾国藩都点头同意了。接着，赵烈文又为袁桐请求保举，曾国藩也爽快答应了。但当赵烈文说到自己五十天前从上海乘外轮来安徽途中遇到了曾耀光，还没有说出下文，曾国藩马上打断说：“此人五六天前已经到了这里，因为所说的话语十分悖谬，所以把他杀了(此人五六日前已到此，以其语悖谬，杀之矣)。”赵烈文马上闭上嘴巴，告辞出来。

有关曾耀光这个人，除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有两次提到外，笔者再未见到其他文字记载。就是在《能静居日记》里，赵烈文对曾耀光也只是做了简单介绍和描述。

赵烈文有一次提到曾耀光是咸丰十一年七月五日：

趁(乘)舟广东客曾耀光，字济雨，系三水县人。向在本省暗通贼匪，奉宪严拿，因挈一子至沪。此次趁船，竟投贼巢，并向同舟直言无讳。又以名片交吾，属先呈曾帅，伊日后尚拟到营云云，可为诧异之至。又舟中一趁船夷人亦曾在贼巢数月，与曾甚投合，曾去时，棹小舟送之，良久方归。

太平军没有杀害曾耀光，更没有阻止他去曾营面见曾国藩;而他死在曾国藩手上，并不是因为私通太平军的嫌犯身份，而是在曾国藩面前所说的话语十分“悖谬”。所谓“悖谬”，就是荒谬、荒唐、离谱、不合常理的意思。

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曾耀光要么游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要么鼓动曾国藩起兵造反，自立为帝。如果有别的解释，曾耀光就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不是到了不杀曾耀光不足以洗脱自己的程度，对这位曾氏兄弟，曾国藩应该不会如此断然地痛下杀手。

曾国藩真要起兵造反做皇帝，最佳时机是攻陷安庆之后。此时的曾国藩如果能够据守安庆，控制长江中上游，与清朝、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无疑是人才最多、兵力最强、势力最广、最后取胜希望最大的一方;他如果敢将自己直接指挥的十路大军的枪头掉过来，拉拢或暂时稳住归自己“统筹兼顾”的其他三路部队，然后直捣北京，这种形势之下，确实没有谁能与其争锋。只因曾国藩没有做皇帝的野心，曾耀光才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鬼。

正是这件事让赵烈文深深明白，曾国藩确实没有取清自立的想法，所以他才别的什么话都敢同曾国藩讲，唯独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

不跑官买官的赵烈文

赵烈文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机要幕僚，亲信弟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出力不少。后来，赵烈文受曾国藩保举到直隶省做官，却等了几年都没有得到正经官职，后来几番折腾，才做了易州知州。

按说，像赵烈文这样背景强大，又能力出众的人，谋个好官职不是难事。但他却等了三年才等到实缺，这是为什么呢?而这个实缺的来之不易，更是出乎常人的意料。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不跑官买官的赵烈文。

赵烈文

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带了八个亲信到直隶做官，其中之一是他的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

但从1869年五月赵烈文来保定候任，到1872年五月接吏部来文实授易州知州，他整整等了3年，期间只是代理过磁州知州。像赵烈文这种关系和背景出身的人，要谋得一个实缺都如此艰难，其他人如果不另想办法，不使用别的手段，要拿到一顶官帽子，想必比登天还艰难。

当然，赵烈文如果愿意跑官要官，也许早就谋得了州官实缺，只是他坚决不这样做，又有意拒绝曾国藩的特殊照顾，才出现了后来这种结果。

1870年冬天，赵州知州高维翰去世后，赵烈文的亲朋好友乃至跟他关系不怎么密切的人，都劝他赶快去省里谋取这一空缺。几个至亲好友甚至反复做他的工作，非要他去一趟保定不可。赵烈文却说，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做得出跑官要官这种事呢!

于是有人又说：同你一道奏调到直隶做官的6个人，5人已经落实了职务，只有你还挂着“代理”二字。你的声誉极佳，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只要自己积极争取，赵州知州一定非你莫属。

据《曾国藩年谱》卷十一记载，和赵烈文一同奏调到直隶任职的有8个人，他们分别是钱鼎铭、陈鼐、李兴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金吴澜及陈兰彬。这里之所以说6个人，是因为1870年曾国藩再回南京担任两江总督时，将金吴澜和陈兰彬奏调回去了。

这个人的话确实点到了赵烈文的痛处，他听后也多少有些动心。不过转念一想，他又开始犹豫了。原来当时的直隶总督虽是李鸿章，人事却归布政使管，一般情况下李鸿章不会插手过问。而当时的直隶布政使钱鼎铭，虽然早在安庆时，赵烈文就与他认识，后来又一同被曾国藩奏调到直隶任职，但他俩毕竟没有多少私交，只是一般朋友，如今去找他，怎么好意思开口要官当?万一碰了钉子，岂不弄得双方都很尴尬?这样一想，赵烈文就决定不去保定了，一切顺其自然，凡事听天由命好了。

曾国藩

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四日，已卸任磁州代理知州一个多月并即将离开当地的赵烈文得到确切消息，赵州知州已经名花有主，授给了一个叫存禄的候补官员。消息正式公布后，赵烈文的亲朋好友和原来的同事无不为他扼腕叹息。赵烈文却解释说：“存禄已经等了十多载，我才等三年，这次如果让我做了赵州知州，存禄岂不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一个实缺?你们想想他会多么伤心难过!再说我本来就无意谋取这一职务，所以大家不要为我感到难过。”

赵烈文离开磁州后，在天津见到了曾国藩原来的幕僚，在天津做知县的萧世本，萧世本向他介绍了赵州知州的授职内情。他说：去年冬天高维翰去世后，李鸿章以为布政使司必定会把赵州知州一职授给赵烈文，等到正式公文送来时，才发现布政使司向吏部报了存禄和赵烈文两个人。李鸿章非常生气，数次当着萧世本等人的面说：赵烈文本来是曾国藩大人托付我照顾的旧人，赵州知州我是希望他做的。如今布政使司把存禄和赵烈文一起报到了吏部，存禄的资历要比赵烈文老，向来依例办事的吏部怎么会破格任用赵烈文呢?

说到这里，萧世本有点好奇地问赵烈文：你与钱鼎铭的交情究竟如何?赵烈文回答说：“我们只是曾经共事，并无深交，如此而已。”萧世本听后“为之深叹”。

李鸿章当时也在天津。此前一天赵烈文拜见他时，李鸿章除了赞扬他在磁州打井取得显著成效，还为赵烈文这次没有得到赵州知州实缺表示歉意。

李鸿章

10天后，赵烈文从天津到了保定。他本不想马上拜见钱鼎铭，后来得知钱鼎铭知道他到了保定，就不得不去见上一面。两人一见面，钱鼎铭就主动说起赵州的事情，并再三表示歉意。赵烈文却很大度的说：“高维翰与存禄为争夺赵州知州一职，几乎闹到要去吏部控告对方这件事，同治八年我刚到直隶时就听说了。存禄为此又苦苦等了数年。现在高维翰去世了，我如果再同存禄争夺这一职位，就是争赢了，存禄又该怎么想呢?我又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所以半年前得知赵州知州有空缺后，我的内心如古井无澜，一直十分平静，更没有找人托关系走门子。我的志向素来如此，请您不要为这件事心存芥蒂了。”钱鼎铭听后，激动地说：“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接着，钱鼎铭表示：“一定想办法尽快为你谋个代理职务。”赵烈文还是没有领情，说：“出来做官，固然是为衣食起见，但拿国家的俸禄，首先要为国家做事，还要于地方稍有裨益，这样才无愧于这份俸禄。如今到某地代理政务，时间多是一年半载，哪里能够熟悉民情，知道何利可兴、何害应除?如果仅仅为了糊口，到某地领份工资，并不是我的志向所在?”钱鼎铭又说：“那就委屈你同修《畿辅通志》吧!阁下才学，直隶没有第二个了。”赵烈文只是笑着表示感谢而已。不久之后，李鸿章也出面邀请赵烈文纂修《畿辅通志》，他才同意参与编纂工作。

可能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赵烈文的特殊关系和背景，而他代理磁州知州期间的工作表现又非常出色，取得了良好声誉，所以人们都认为，只要赵烈文想谋取赵州知州，这一职位就一定非他莫属。后来赵州知州出人意外地授给了存禄，赵烈文的同事和朋友，便都认为是赵烈文主动谦让的结果。

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又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说明，在封建社会，跑官要官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一个官位斗得死去活来的现象，时常发生。钱鼎铭既不想得罪赵烈文，又不忍心亏待存禄，最后矛盾上交，也是被迫无奈。

同治十年八月二十日，赵烈文写给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信中，对钱鼎铭的做法不仅充分理解，而且用掏心窝子的话语向朋友私下倾诉，自己坚守的做人原则和为官操守是不会改变的。而对于李鸿章、钱鼎铭等人事后纷纷做好人，并给自己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赵烈文也有说法。他用俏皮的语言说：自己就像小庙中的一尊菩萨，只享受人间香火，无法品尝祭祀物品，也就是得虚名而无实利的意思。

1869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保定不几天的赵烈文，就听阳湖老乡恽桂孙说过：直隶省“州县吏治素不讲求，专尚应酬。地愈冲，则缺愈美。直隶州以赵、定二缺为最，府缺以正定、保定二缺为最”。意思是说：在直隶做官，能不能取得政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会不会巴结上司，善不善于拉关系、走门子。另外，越是在靠近交通要道的州县做官越有油水，其职位也越抢手。在直隶州一级，赵州是最好的，其次是定州;在府一级，正定府排第一，省会保定府反倒屈居第二。

高维翰与存禄前几年为争夺赵州知州一职闹得撕破脸皮，差点去吏部控告对方，与赵州是直隶州中最美的肥缺无疑也有关系。

平心而论，这次赵州知州人事任命，不仅赵烈文的表现值得称道，而且钱鼎铭没有完全被官场人际关系和背景所左右，李鸿章事前也没有干预，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赵烈文不仅拒绝跑官要官，而且还曾婉拒曾国藩的特殊照顾。

1869年九月十六日，赵烈文去见曾国藩，谈话中曾国藩突然提出“欲以一腴缺相处”，意思是要安排赵烈文去直隶最好的府州任职。

赵烈文是当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保定候任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快4个月，现在曾国藩主动提出给他安排一个好的职位，此事想必有了眉目，很快就会落实，这对赵烈文来说自然是件大好事。可赵烈文的最初感觉并不是这样。他觉得这是曾国藩对他的特殊照顾，不仅有违自己的志向，而且将损害曾国藩的声誉，所以当即表示推辞。

口头推辞还不够，第三天，他又非常正式地给曾国藩写了一份条陈，用书面形式向曾国藩辞去这一肥缺。这份条陈的大概意思是：烈文对当官原本就不怎么看重，只是难却老师盛情，才到直隶寻求仕途上的发展。既然是来做官，首先就要考虑能不能为老百姓办实事。老师对我的奖誉虽然很高，自己在社会上也有些虚名，但自己有多大本事，能不能胜任要做的工作，是毫无把握的。好在老师非常了解烈文，胜过我了解自己，所以从内心来说，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老师身边，一边学习一边磨炼提高自己，等到有一天确实能担负一定工作了，自会主动请求老师安排一个合适岗位。

条陈中有这样一句：“又出处之迹，略异寻常，忆自曩年，即蒙专召，继以山公启事，络绎人间，四方观听何知，久已忘其浅陋。”这里提到的“山公启事”出自《晋书·山涛传》。说的是西晋时期名士、人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做吏部尚书时，对选拔官员十分认真负责，每当一个官位有了空缺，总是根据这一官位所担负的职责，衡量哪些人能够作为候选人，然后拟定一张几个人的候选名单供晋武帝选用。由于山涛对每个被推荐人的品行、才能都有一个总体评价，并将这一评价概括出一个标题，方便晋武帝一目了然地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因此时人把山涛上奏给晋武帝的荐书称之为“山公启事”。赵烈文用此典的意思是：老师不仅将我奏调到直隶做官，而且对我的奖誉非常之高，实际上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以赵烈文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清?再说相同的意思，赵烈文早已多次向曾国藩表达过，现在还如此正式地用书面形式提出?赵烈文此举是不是故意违反世俗人情，以显示自己的清高不凡呢?

曾国藩虽然不会这样看待赵烈文，但对他的这一举动很不理解，也是事实。九月二十四日下午，赵烈文来见曾国藩。一坐下，曾国藩就对他说：“你的过分谦让，岂不更加让我感到不安?”

赵烈文马上回答说：“非也。虑相爱过切，以烈家计为急，越众见序，一则无以服人，二则非烈之素志。此行若以为尽外衣食，则不敢欺师;若以为徒事餔餟，则又不敢欺己。要之，内不失己，外不失人，庶荷栽植而无愧耳。”

从赵烈文的回答里，我们知道，他就是担心曾国藩对他关爱过切，才给自己特殊安排一个好职位，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既违背了自己的志向，又会让外人产生非议。他这次应召来直隶做官，要说不是为家计考虑，那不是事实，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让家人吃得上饱饭，则又不尽然。只有既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又不招致外人非议，才上对得起恩师的栽培，下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面对这样的弟子，曾国藩除了表示赞许，还能再说什么呢?

可能正是考虑到赵烈文既想干一番事业，又不想让人说闲话，后来曾国藩才高职低配，安排赵烈文做磁州代理知州。磁州是县级州，赵烈文是府级官员，曾国藩做出这种安排，目的就是让他到磁州这个地处冲要、事务繁忙、民情疲顽、民风强悍难治却能够历练政务和提高行政能力的地方磨炼自己。

也正是因为赵烈文不跑官要官，又婉拒曾国藩的特殊照顾，所以到1870年九月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时，赵烈文还没有得到一个直隶州州官实缺。

赵烈文自己虽然能够坦然面对，但曾国藩对这位始终追随自己左右，却没能得到好处的下属深感内疚。后来，赵烈文终于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官职，但没成想，这个官位还是曾国藩暗中运作得来的。

1870年九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给赵烈文写信时，特意表达歉意：“去岁调来诸君，惟阁下未得补一实缺，深以为歉。”在给赵烈文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又说：“奏调诸公，独阁下未补一缺。高才远韵，羁于鸡肋，而复有向隅之叹，歉负实深。”

好在接任直隶总督的是李鸿章，曾国藩与他交接工作时，便特意把赵烈文的事情作为遗留问题提出来，希望李鸿章能帮忙补偿自己的遗憾。李鸿章能有今天的飞黄腾达，全靠曾国藩的大力提携，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半年后，曾国藩又给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写信打招呼：“赵烈文磁州当已解任，能速补一缺否?直隶州县动辄负累，若使诸君不登债台，端赖阁下有以护惜之也。”

看到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两个月之后，曾国藩致信直隶清河道道员陈鼐，再次过问赵烈文的事情：“赵烈文已经卸任磁州知州，如果不能很快补上实缺职位，可不可以先让他代理某个职务，以免赋闲在家?”

二十多天后，曾国藩给李鸿章写信时，又用近乎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赵烈文至今依然没有实授官职，务必请你多加关照，哪怕是先代理后实授也可以。”后来直隶方面果然让赵烈文先做易州代理知州，然后实授。

如果不是曾国藩始终抓住不放又催得很紧，还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赵烈文可能到退休都无法得到实缺。

赵烈文是一个正直高尚又没有多大官瘾的人。他很反感跑官要官，也不希望恩师曾国藩特殊照顾自己，但事实证明他那一套在当时完全行不通。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他的官位最终还是曾国藩暗中运作得来的，真是莫大的讽刺。

同治三年四月七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次开赵烈文的玩笑说：“君……虽高尚，无益。”意思是，你虽然人品高尚，但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说白了就是，品德高尚的人在清代官场上会处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