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名单

导语：说起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名单，就不得不说湘军十大名将排行榜：1、曾国藩2、左宗棠3、胡林翼4、刘锦棠5、杨载福6、彭玉麟7、鲍超8、曾国荃9、江忠源10、李续宾……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名单

湘军十大名将排行榜1、曾国藩。湖南湘乡人。

曾国藩擅长战略、练兵，战术不行。亲自指挥的战斗，几乎全部失败。

经典战例：

(1)1854年靖港之战。此战，曾国藩完败，跳水自杀，被章寿麟救起。

(2)1855年湖口之战。此战，曾国藩也是完败，再次跳水自杀，仍被人救起。

2、左宗棠。湖南湘阴人。

左宗棠是军事天才，战略、战术俱佳。

(1)1861年洋塘之战。此战，太平军完败，首领黄文金受重伤。

(2)1861年乐平之战。此战，太平军也是完败。首领李世贤受伤，仅以身免。

(3)收复新疆一战，左宗棠谋划、统筹，堪称经典。

3、胡林翼。湖南益阳人。

胡林翼也是军事天才，战略、战术俱佳。用兵果敢大胆，比曾国藩强;性格谦和，比左宗棠强。

(1)1860年太湖、潜山一战。此战，胡林翼重创陈玉成，打开了挺进安徽的门户。

4、刘锦棠。湖南湘乡人。

收复新疆的大功臣。战术高手。战略上，主要靠左宗棠在后方遥控。

(1)1876年古牧地之战。此战，清军击杀侵略军300余，为攻克乌鲁木齐扫清了障碍。

(2)1877年达坂之战。此战，湘军击溃敌军5000，占领达坂，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道路。

5、杨载福。湖南长沙人，原籍湖南乾州。

杨载福作战勇猛，战术比彭玉麟强，战略不如彭玉麟。

(1)1854年田家镇一战。此战，湘军水师焚毁太平军船只4000余艘，给予太平军水营以毁灭性打击。

6、彭玉麟。湖南衡阳人。

彭玉麟擅长谋划，战略比杨载福强，战术不如杨载福。

(1)1854年田家镇一战。介绍如上。

(2)1858年湖口一战。此战，彭玉麟率领湘军内湖水师冲破太平军的重重阻击，进入长江，与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会合。

7、鲍超。四川人。

湘军第一悍将，最能打的一个。场场都是硬仗，场场都打得相当漂亮!

(1)1860年小池驿之战。鲍超率领3000人马，在陈玉成10万大军的重重围困下，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月，为湘军赢得太湖、潜山之战，立下奇功。

(2)1861年洋塘之战。此战，鲍超、左宗棠联手，重创太平军黄文金部。黄文金受重伤，落荒而逃。

(3)1861年赤岗岭之战。此战，鲍超对阵陈玉成麾下最精锐的部队，获得完胜。这一战，是陈玉成兵团覆灭的关键一战。

(4)1864年许湾之战。此战，鲍超率部重创太平军汪海洋部，迫使汪海洋退出江西。随后，洪仁、幼天王入江西，没有军事力量可以依靠，被清军俘杀。

8、曾国荃。湖南湘乡人。

曾国荃打仗，纯靠霸蛮精神。围住一个城市，咬住不放，把敌人逼到弹尽粮绝的地步，然后一鼓而下。

(1)1860年至1861年，安庆之战。此战，曾国荃围点打援，对内击败叶芸来，对外击败陈玉成等援军，最终拿下安庆。

(2)1862年至1864年，江宁之战。此战，曾国荃再次围点打援，对内击败洪秀全等，对外击败李秀成、李世贤等援军，最终拿下江宁。

9、江忠源。湖南新宁人。

湘军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战略、战术俱佳。

(1)1852年蓑衣渡之战。此战，江忠源重创太平军，迫使对手放弃沿湘江北上的作战计划，改为陆路进攻，因而迟滞了太平军的前进。

(2)1853年南昌之战。此战，江忠源击败赖汉英，保住了南昌。

10、李续宾。湖南湘乡人。

李续宾孔武有力，南人北相。战术天才，但战略不行。

(1)1854年半壁山之战。此战，罗泽南、李续宾以2000多人马，击败秦日纲数万大军，创造了湘军史上的一大奇迹。

(2)1858年九江之战。此战，李续宾击斩林启容，拿下九江。

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名单

曾国藩 湘军将领 湖南双峰人 左宗棠 湘军将领 湖南湘阴人 罗泽南 清朝将领 湖南双峰人 秦三元 清朝将领 湖南常宁人 刘三湘 福建提督 湖南常宁人 谭上连 乌鲁木齐提督 湖南衡阳人 唐训方 湘军将领 湖南常宁人 曾国荃 湘军将领 湖南双峰人 胡林翼 湘军将领 湖南益阳人 江中源 湘军将领 湖南新宁人 刘蓉 湘军将领 湖南双峰人 彭玉麟 湘军将领 湖南衡阳人 李续宾 湘军将领 湖南湘乡人 杨岳斌 湘军将领 湖南长沙人 欧阳利见 湘军将领 湖南祁阳人 席宝田 湘军将领 湖南东安人 刘坤一 湘军将领 湖南新宁人 刘松山 湘军将领 湖南湘乡人 罗荣光 湘军将领 湖南吉首人 王德榜 湘军将领 湖南江华人 罗泽甫 湘军将领 湖南双峰人 劳崇光 湘军将领 湖南长沙人 邓绍良 湘军将领 湖南吉首人 李星沅 湘军将领 湖南湘阴人 郑国鸿 湘军将领 湖南凤凰人 黄忠浩 湘军将领 湖南永州人 郭人漳 湘军将领 湖南湘潭人 陈湜 湘军将领 湖南湘乡人

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

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者行列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湘潭举人王闿运。

王闿运，字壬秋，是湖南著名才子，在经、史、文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他更注重学以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即辅佐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庄学去掉忿怨，逍遥自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王闿运时刻关注着时局，寻找实现自己的“帝王学”的机会。

太平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尚健在，故其说宜可信。大致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年)冬王闿运到武昌的曾国藩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的掀起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刚进驻安庆城的英王府，就接到了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在热河行宫驾崩，六岁的独子载淳即皇帝位，以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执掌朝政，定年号为“祺祥”。

这一消息给曾国藩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的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以后的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湘军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曾国藩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八位大臣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顺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肃顺的举荐。表面上看，肃顺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国藩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是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国藩不由得隐忧重重。

由于安庆被攻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湘军将领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国藩取而代之。

湘军将领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国藩以皇帝刚刚殡天未许，只准各贺一联。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或是这件事。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操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国藩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的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林翼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国藩是一致的，但胡林翼消息灵通，对宫中的秘密比曾国藩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国藩，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

胡林翼瞟了曾国藩一眼，慢慢地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来，一面递给曾国藩，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上面写着：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见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但当曾国藩抬起头来，看到胡林翼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

胡林翼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前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国藩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略一品味，便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的心病!”

胡林翼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要回武昌，曾国藩与他送别，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林翼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了“未”字，变成了“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林翼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左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国藩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左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之手段夺取地位，以弭乱安民。但曾国藩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了。胡林翼于是提笔，在曾国藩修改的签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国藩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之前，曾国藩的门生、水师大将彭玉麟已经劝进过一次了。

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非比一般，曾国藩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玉麟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国藩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彭玉麟，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

安庆克复后，彭玉麟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国藩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了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

王闿运五年前劝曾国藩自立不成，遂去了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闿运和肃顺的关系。王闿运时常代肃顺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皇帝也知道了肃顺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闿运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顺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了。

一见曾国藩，王闿运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

曾国藩虽喜王闿运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却很反感。王闿运见曾国藩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国藩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王闿运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国藩，此人是肃顺的“西席”，其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国藩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闿运站在肃顺一边，认为肃顺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太后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闿运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人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

王闿运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是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国藩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他心存疑忌。金陵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国藩寝食不安的问题。

远在曾国藩和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捷报。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又使他晕了过去。

然而，那些骄悍的湘军将帅们却没有曾国藩这般思虑深远，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赏。

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当清廷的颁赏谕旨传达到硝烟尚在弥漫的天京城时，湘军将帅们全都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帝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为王，但此时朝廷却只给曾国藩封了个一等侯，给苦战两年、攻克天京的曾国荃封了个一等伯，接着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曰、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葆桢及江宁将军富明阿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不比曾国荃等低，如李鸿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很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当，致使太平天国幼主等一千多人从城中逃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实，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国藩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隐含杀机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两道上谕在湘军将领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年来，湘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万千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的不是。朝廷勒令他们查清金陵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金陵城确有不少金银，但城破以后，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在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了，而且他们这些将领正是最大的暴发户，能让他们把吞下的财物再吐出来吗?一时间，湘军将帅群情汹汹，思谋对策。

据记载，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正要进入卧室休息，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至，然后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神情肃穆，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人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灭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藩之所以拒当皇帝，除去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曾国藩以他对清朝两百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控制，却是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然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与自己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湘军号称三十万，他能调动的只有十余万。这十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虽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李鸿章不一定会像彭玉麟那样对他死心塌地，很可能会站到朝廷那边去。即使对自己的亲信湘军，曾国藩此时也有一层隐忧。当年，自己手创湘军兵制，以有血性的书生统带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的确使初起的湘军虎虎有生气，终于以少胜多，削平大难。然而，他早已看到，经过长期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超过当年的绿营，每到一地，湘军将士烧杀淫掠、有如盗匪，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当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劝进，打着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或许还会博得天下人的响应，而如今靠湘军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为自己争夺皇位，天下人谁会跟从?!

即使黄袍加身了，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来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结果落骂名的是我，得实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国藩转念又想，金陵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兄弟颜色看，其实也不足为怪。清廷享祚二百多年，有几个像他曾国藩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说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准了。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这十几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是啊，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军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为平“长毛”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想起这些天见到的湘军官兵趁火打劫的种种表现，感到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否则不知今后会给自己惹多大的乱子，添多大的麻烦。

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首先奏请裁军，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七万多人，鲍超、周宽世两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了，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五万余，此正是清廷不放心的军队。七月二十日(8月21日)先裁两万五千人，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守城部队仅余两千人，城外军也所剩无几，到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可以调动的大支武装就仅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七月二十九日(8月30日)，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1862年8月开始征收，二年间共解银一百二十万两，曾国藩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奏请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留其三成作饷，曾国藩也拒绝接受，以示“远利权”的决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即前不久同沈葆桢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

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最后，曾国藩还奏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曾国荃虽读过几天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不仅清廷对他最不放心，湘军诸将也多与他不合。攻破金陵后，他放纵部下淫掠，时人皆谓江宁财货尽入其手，直搞得舆论沸腾，千夫所指。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此举正合清廷之意，于是立即批准。这本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地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不学无术的曾国荃不解其意，在曾国藩移住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把曾国藩弄得十分狼狈。十月四日(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老家，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清政府令曾国荃病势大减即进京陛见，当年七月又简授曾国荃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辞谢，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调其为湖北巡抚，他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几件事，无论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无非是像他以前对曾国荃说的那样，“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善其末路”。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力，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曾国藩带兵多年，深知兵权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否则，即使他位至督抚，在清廷眼里仍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军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仍有数万之众。这些军队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其旧部，其影响力还是在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淮军尤寄厚望，认为只要淮军能承湘军之续，李鸿章能绍己之业，使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便可“中外之患不足虑”，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曾国藩当年大力培植李鸿章及淮军的苦心所在。

攻灭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依靠深长的谋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巩固了地位，度过了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却史不绝书。由此可见曾国藩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老谋深算、处事果断。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大概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近一年后。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地区发动起来了。清廷再次派兵镇压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国藩北上“剿捻”。正当曾国藩准备北上时，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军营。

王闿运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曾国藩见他到来，极为高兴，但因为前两次“劝进”的经历，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章，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

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名单

曾国藩后代人才济济，而其他湘军将领为何富不过三代?

春节假期要读一本书。刚好这几天值班时看了不少有关家书、家风的新闻报道，便将书柜里藏了多年的《曾国藩家书》翻出来又看了几章。也许是年龄的增长，读后又多了些小思考。

《曾国藩家书》，是部大家都熟悉的图书，其章节和具体内容就不赘述了。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经过几番改朝换代，其家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家风。曾国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中，曾广钧23岁即中进士;第四代，曾约农、曾宝荪均是大学校长、教育家;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大都学有所成。曾氏五兄弟，香火延续至今已是第八代。近两百年，可谓无一废人。

然而，再看看那些当年跟着曾国藩出生入死、威震沙场的众多湘军将领，其后人却乏善可陈，鲜有名人大家。我想，这应该就跟我们目前大力提倡的好家风有关。《曾国藩家书》，这样一部书，就是一个家族优良家风的见证和保障。

曾国藩的“豪门”之家，跟他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这部《家书》里，我们看到曾国藩独特而系统的名利观、人生观。曾国藩认为，大富大贵不是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几可以成大器。”曾国藩当大官后，他给家里邮寄的钱反而减少了，他这是不愿自己的后代沾染奢靡之气。“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儿子若肖，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而且，曾国藩认为自己虽然功绩甚伟，但战争中的杀戮屠城、死人无数，实是造孽，非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曾国藩要求后人不要走自己当年的人生道路，尽量远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界、军界。从近些年来的资料可以看出，曾家一脉至今，有突出成就的多达200多人，但基本上集中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曾家后人，性格上也多“温和，老实，守规矩，不张扬”，更接近“耕读”、“孝友”之家风。

作为一个儒者，曾国藩一生立身行事，纯然是按照《大学》的逻辑架构展开。他的一生，其实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比着来看其他的湘军将领。敢打敢杀、勇猛过人，是他们的标签。他们中虽然也有一些读书人，但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他们一路攻城掠寨，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们功成名就后，自己忙不迭地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留给子孙后代的，就是金银财宝、阔宅大院。这些悍将猛士，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们的老大曾国藩一样，要给后代留一点精神上、文化上的遗产。更谈不上写出一部像样的家书给后人了。无论在“修身”上，还是在“齐家”上，他们自己一辈子的追求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要求，多停留在物质欲望等较低层次上。富不过三代，这一魔咒，就必然地应验在了他们身上。(肖夜明)

这个话题，我在几年前对湘军故居进行走访时也思考过。因观点有延续性、补充性，特附上当时见报的一篇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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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得流油到家道中落 湘军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听闻涟源仍然能够看到成片的湘军故居，记者近日(2008年7月)随同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一路看将过去，看着看着，就有了些许感慨和想法———

七月的阳光,热辣而具通透力,似乎能让人间的任何秘密无处可匿。但走在山水秀丽的涟源杨家滩一带，望着那一座又一座的清末老宅，兴奋却又迷惑。兴奋的是，此地居然有这么多气势恢弘、保存尚好的湘军故居;迷惑的是，这些富得流油的湘军先人，他们的家为何都在一两代后就中落了呢?他们的钱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清末的湘军，起源于对太平天国的抵抗和镇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财富转移的方式。这支军队经过无数血战，为当局赢得了一时的安定平稳，同时也掠夺了战争地区的大量财富，把江浙的金钱甚至美女，转移到了湖南。用武力“扶贫”，使当时的湖南顿时成为全国的富省。而在曾国藩的老家周边几县，尤显殷实。

曾国藩选用湘军将领，既重书生士人，又重同乡亲姻。书生士人受过儒说传统教育，知书通经，有理性的忠诚，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同乡亲姻，有共同的乡土情感，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湘军早期全是湖南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样，湘军形成了以书生士人为主体，以同乡亲姻为纽带的军事指挥群体，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堪称登峰造极。

曾国藩和罗泽南在杨家滩所选用的李姓名将和刘姓名将，正是这样一批同曾、罗同乡联亲的书生士人。李姓名将有李续宾、李续谊、李续艺、李光久等，刘姓名将有刘腾鸿、刘腾鹤、刘连捷、刘岳昭等。这些人战后不少官封巡抚、总督等职。

“攻南京，发洋财。”杨家滩的百姓，直到今天都还在传说着这样一句话。史料记载，金陵破城后，湘军编制大乱，连各营长夫也都争先恐后参与抢劫，而主帅曾国荃意甚默许。湘军打下金陵，火烧三天三夜(也有说八天八夜，后被一场大雨浇灭)，大船大船的财宝，通过水路运回湖南，他们用掠夺来的钱财起屋、买田、娶媳妇。当时湘军将帅纷纷成为豪富，动辄拥赀数百万，广置田产钱庄。湖南凭空冒出许多“军功地主”。而湘乡“军功地主”之多，为全省之冠。

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据说“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有种说法，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嘉奖。但湘军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不论有多么样的客观因素，依然是不道德的行为。

其得也快，其失也速。湘人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聚敛财富。但是，由于当地文化准备和经济准备都极不充分，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财富，似乎手足无措起来。他们大多缺乏使财富升值的手段，而是囿于小农意识，或求保值(如盖房、置田等)，或随意挥霍，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于是，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素，流入的财富又大量流失。到了民国时期，湘乡等地依然很穷。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曾遭受惨重破坏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却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

湖南曾经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缺乏产生巨商富贾的土壤。涟源杨家滩周边方圆数十里，据说当时几乎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作坊和实业。湘军从江浙掠夺大笔原始积累后只知道买田置宅，却几乎不应用于商业投资。这或许是当时的湘军不能一直延续富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走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少数湘军在支配这些掠夺来的财富上，还算明智，修路修桥，开田造地，大量地办学校，大量地将湘军子弟送到外国深造，这为第二代湘军人物高起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湖南出去的留学生很快成长为国之栋梁，成为改朝换代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的湘军人物，继承了曾、左、胡湘军人物那种自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思想上已与清末的湘军那一套观念决绝。湘军不再是清廷的保镖，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这个时期的湘军，较之清朝时期的湘军，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推动作用。(肖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