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曾国荃对话

导语：权倾天下，坐拥江南半壁江山，天平天国灭亡之后，南方基本就是曾国藩的天下，此时，曾国藩为何不鼓作气，打进北京，自己称帝呢?听听曾国藩与曾国荃对话吧!或许你看出其中端倪!曾国藩对送龙袍的各将领装傻, 私下却对弟弟曾国荃说了真话。他说，现在形势确实很好，条件也成熟，但终归是人心隔肚皮，在利益面前，背叛和内讧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共患难时大家是可以当朋友，真等到富贵来临却往往成了冤家。

曾国藩与曾国荃对话

安庆战役结束后，太平天国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石达开在生命终结之前，看出了他的死对头曾国藩在未来的巨大潜力。在曾国藩劝石达开投降时，石达开说，我要是有你的才能、嫡系和兵力，早就当上皇帝了，难道你从没想过取代同治帝那个废物吗?

石达开

曾国藩最为亲近的幕僚王闿运，也曾帮他分析时局，指出曾国藩在扫清太平天国运动，立下盖世奇功的情况下，其实处境非常危险，功高震主容易兔死狗烹，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做赵匡胤，再不济也可以做曹操。王闿运对曾国藩说，目前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率兵进入紫禁城，先把慈禧抓起来，毕竟垂帘听政那一套连大清朝自己的规矩都已经违背了，废掉太后以后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辅佐小皇帝，而你也能逃出杀身之祸。另外一条路就更简单，直接在南方起义就好，反正你现在拥兵自重，除了自己的湘军，还招降了很多太平军的队伍，真打起来清廷未必是对手。

王闿运

对于最尊敬他的对手，和最亲近他的幕僚给的这些建议，曾国藩都是笑而不语。

小非翻阅史书，也很疑惑曾国藩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直到看到一则曾国藩和他九弟曾国荃的对话。

曾国荃对曾国藩说，你现在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江苏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骆秉章，还有五个现任巡抚，他们都是湘军嫡系。大哥你现在手握20万湘军精兵，再加上李秀成投降的10万太平军，总共30万的军队，紫禁城哪里抵抗得了?这是恢复汉家江山的大好机会，等我们一起攻破京师，大哥你就是一代帝王。

曾国荃

曾国藩对自己的亲弟弟终于说了真话，他说，现在形势确实很好，条件也成熟，但终归是人心隔肚皮，在利益面前，背叛和内讧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共患难时大家是可以当朋友，真等到富贵来临却往往成了冤家。就说那个左宗棠好了，他当师爷的时候就自觉高人一等，现在是跟我平起平坐，往后要他对我俯首称臣你觉得可能吗?再说那个李鸿章，我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就以我的学生自居，我要是倒霉落魄了他不落井下石我就谢天谢地了。还有那个李秀成，他现在是被打败了投降了，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在太平军中哪还有什么号召力，还能指望他什么?最后说朝廷，我们这些心思他们难道会算不出来吗?也许早早就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稍有不慎我们连性命都保不住。

曾国藩

曾国荃听完大哥的话，不得不佩服他的洞察和远见。

曾国藩的做人学问，弟弟曾国荃不服

咸丰六年，曾国荃出山带兵，成为曾国藩帐下一员大将。曾国荃以前没做过一天官，没带过一天兵，初出茅庐，居然毫不露怯，曾国藩对他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满意的。咸丰九年曾国荃进攻景德镇期间，曾国藩于六月初四家书中说：“沅弟在景镇，办事甚为稳靠，可爱之至。”[注1]

但是，曾国荃身上的缺点也非常突出。

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阅历大不相同。曾国藩是科举出身，做过十多年京官，兼过五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上也带兵多年，和无数地方官员打过交道。虽然自称“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是毕竟对朝廷、对地方、对军队，都非常了解。他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已经看到了结尾。

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一趟北京，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毕竟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

兄弟两人的性格也极不相同。

曾国藩晚年和秘书赵烈文聊天，谈到兄弟两人的性格差异。赵烈文说，你们两个人，一个特别谨慎，一个特别不谨慎：“沅师性直而喜事，师举动谨慎。”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减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加法。曾国藩性格内向，喜怒不形于色，曾国荃则是炮桶子，有话藏不住，感情藏不住：“事机迫近，不无矢口之言，揆之不藏怒，不宿怨之义，视色取行违，不可以道里计。”也就是说，曾国荃紧急之时，经常口不择言。不过赵烈文说，这样的炮桶子性格也有好处，就是过后就忘，发完火第二天就好，比那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还是强。

因此兄弟两个做事，一迟一速。曾国藩做事迟缓，喜欢犹豫，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下决心。曾国荃则脾气火暴，拍板迅速，“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希(稀)有。”曾国荃曾自云：“我性暴躁，间或不驯。”[注2]这种性格缺点对带兵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军事上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都有可能令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曾家四兄弟，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二

曾国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过于争强好胜，因此和湘军其他诸将关系相处得也不好。

咸丰八年胡林翼曾给李元度写信，告诫他在外做官，不能任用亲人，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为了增强说服力，胡林翼还特别举了曾国荃为例：

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万之风。既为地方官，则幕中可请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预军旅。地方之事，即德亦怨，异日且必有冤不可言者，每年以养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随营也。以涤帅之德之功，而人犹疑沅公，则阁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无疑。

“以涤帅之德之功，而人犹疑沅公”，这显然是指曾国藩重用曾国荃，在湘军内部引起很大争议。

虽然曾国藩在招兵发饷诸方面都已经对曾国荃百般照顾，曾国荃还是感觉不足，处处和其他将领争权夺利。同时，他又自恃大帅胞弟的身份，处处气焰嚣张。连曾国藩都敢动不动就顶撞，我们可以想见曾国荃当然更不把湘军其他将领放在眼里，甚至连曾国荃的亲兵仆从，都“颇有气焰”。

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批评他：

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注3]

三

曾国荃的这些缺点，显然会严重影响他的事业。因此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对他提出批评和规劝。

曾国藩经常批评曾国荃的一点是他性子太急，容易激动。比如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信说：“弟性褊激似余，……幸息心忍耐为要。”[注4]

另一封信中又说：

弟性爽快，不宜发之太骤。

第二个经常批评他的是见识不广，器小易盈，有了点小成绩就心浮气躁，洋洋自得。见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信：

吾深以弟之意矜气浮为虑。[注5]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一曾国藩又说：“而弟与希庵皆有骄矜之气。”[注6]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围攻安庆时，曾国藩还写信给他和另一个弟弟曾国葆，批评他们阅历不够，却又自诩聪明，轻下判断。凡事只能想到一个侧面，不能全面思考：

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如沅弟屡劝我移营东流，以为万全之策，而不知我在东流，若建德失陷，任贼窜入饶州、浮、景，我不能屏蔽，面上太下不去，是一难也;我居高位，又窃虚名，夷目必加倍欺凌，是二难也。沅弟但知其利，不知其害。此自诩智识，由于阅历少也。季弟近日料徽州之必克，料左军之必败，不凭目击，但凭臆断，此自诩智识，由于阅历少也。[注7]

也就是说，很多人自觉比别人都聪明，其实是因为他经过见过的事太少。你劝我从祁门移营东流，只看到了祁门地势危险这一面，但是没有看到我要是移营东流，饶州一带会陷入敌手这一面。曾国葆近日坚称徽州肯定会攻克，左宗棠肯定会失败，这两个肯定，也是因为阅历不够，轻下判断。

曾国荃在军中和许多人都发生过矛盾，每遇冲突，曾国藩就会提醒他多省已过，少责他人。他和严树森彼此不和，写信给曾国藩告状。曾国藩回信说，自古以来，共事之人，都难免相互倾轧争斗。在处理同事关系上，只能严于己而宽于人：

严公 (严树森) 长短，余所深知。媢嫉倾轧，从古以来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辈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耳。[注8]

曾国荃和并肩作战的彭玉麟关系处理得也不好。彭玉麟字雪琴，是湘军名将，曾国藩评价他为人是“光明伟俊”。他淡于名利，“素志雅不欲入官场”，清史稿说他“刚介绝俗，不通权贵”，最不尿的就是特权人物。看到曾国荃仗着哥哥的后台指手划脚，他心里很不舒服，对曾国荃也不假声色。所以两个人虽然并肩作战，关系处理得并不好。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与彭玉麟处得不好，你要反思自己的原因，不要总说别人的不是。你总说彭玉麟脸色难看，其实你的脸色也是相当难看，只是你不自知而已：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注9]

四

国荃一生功名，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安排居多。然而曾国荃从来只功劳记到自己的头上。虽然老兄比他功名高、事业大、经验多，但是他对老兄一直不是特别地佩服。和左宗棠一样，处理明快敏捷的他总认为曾国藩做事过于磨叽迟缓，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对曾国藩的批评，曾国荃虚心耐受的时候不多，在家书当中一一反驳的时候不少。曾国藩告诫他要遇事退让，不要处处争强好胜，要处理好与其他湘军将领的关系，他却说：

在军办事日久，过于纯良，每为人所欺压，又行不动，不得不倔强于强者之前。

也就是说，人善被人欺，在军队里为人过于纯良是办不成事的。

又说：

惟在军办事，若不趋功利一路，有时多窒碍难行。[注10]

因此我们读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诸兄弟当中，曾国藩对曾国荃的提携教导是最花心血，最不遗余力。但曾国荃却是几个弟弟当中最爱和曾国藩顶嘴的。虽然曾国藩对他百般特殊关照，他还是觉得不足。

比如我们来看下面这封信。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他说：

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药，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由弟转交李世忠手。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 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远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 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注11]

这封信是谈如何处理与李世忠的关系。

李世忠强盗出身，从捻军中率部降清，后又叛清投太平军，最后率所部四万再度降清，积功至江南提督。此人一贯横行不法，不脱强盗习气，因此极难相处。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教导他在与这类人相处时，在金钱和荣誉上多加推让，慷慨大方，不与计较。但是平时交往不要过密，不要建立私人感情，遇到原则问题，应该毫不退让。再加上自己手中握有强兵，不怕和他决裂，这样“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这番话是曾国藩一生的经验积累，有经有权，可谓高明之至。后世读者读这封信，大抵会认为曾国荃接到信后，一定会对长兄的话言听计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曾国荃接到信后，回了这样一封：

李世忠部下虐民十倍于贼，欲为百姓作不平之鸣，须待与之相遇乃相事为之，然弟拟仍是忍他为正办。至于两妙诀，弟自度皆不能到，强兵如虎，非我力所能学者。挥金如土，从何处得金耶?[注12]

也就是说，你授给我的两个“妙诀”，一个也办不到。第一个，你让我用强兵震慑他，我的兵是一天两天就能强起来的吗?第二个，你让我在金钱上不和他计较，“挥金如土”，我又哪来的钱呢?意思是说曾国藩平时对他供饷还不够充裕。

不知道曾国藩读了这封回信，是什么表情。

【注】本文原标题为《曾国荃接读曾国藩家书后的反应》，未完待续。

注释：

[注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485页。

[注2](清)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 五，岳麓书社，2008.09，第383页

[注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834页。

[注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44页。

[注5]《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页。

[注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6页。

[注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674页。接下来还有：“沅弟服狗逆善于寻间而入，而不知城贼数万，命悬呼吸，日日将官兵营盘一一看透，毫发毕露，仅留菱湖中段为城贼一线生路;沅弟不知为城贼之蓄谋久计，而认为狗贼之突来急计，是亦阅历少也。季弟急于出濠搦战，但料贼党之未必真悍，而不知官军之大不可恃，是亦阅历少也。”

[注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821页。

[注9]《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833页。

[注10](清)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3，岳麓书社，2008年，第192页。

[注11]《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824页。

[注12](清)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5，岳麓书社，2008年，第123页。

曾国藩：最聪明的做人之道，是让人对你放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让跟你交往的人觉得放心，舒服，这才是最聪明的做人之道。

让人对你放心，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这意味着这个人厚道，靠谱。

曾国藩出身农家，最终却成为“千古第一完人”。

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这与他做人做事之道有紧密关系，曾国藩深谙为人之道，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让对方感觉舒服，放心，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要让家人对你放心，上级对你放心，下级对你放心，朋友对你放心，也要让敌人对你不“放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放心”蕴含着一个人的品格，也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

01

话不多，我放心

揭露别人的短处与夸耀自己的长处，本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势，恶意贬低别人。

这种行为是心胸狭隘的体现，在人际中最易遭人记恨。

所以，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曾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禁大言以务实”。

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

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

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

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

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

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二来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谁还会放心任用你?

所以，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02

聪明的人，懂得让功

1853年，曾国藩书生治军，创建了湘军。他自己都没想到，湘军竟能屡建奇功，最终将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

曾国藩是如何打造与管理湘军的?管理湘军，其实就这两个字，让部下对他“放心”，相信自己。

曾国藩有句名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

按理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这一战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曾国荃，如果不是他在安庆城下稳稳地挺住，这一战，湘军绝对赢不了。

可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却把这一战的谋划、统筹之功让给了胡林翼，把前线血战之功让给了多隆阿，这令曾国荃十分气愤。

“安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血战一年多才拿下的，凭什么把战功让给别人?”曾国荃质问他的哥哥。

对此，曾国藩只是捏须一笑，不做声。

他的智谋，岂是曾国荃这种莽夫所能理解的。

对于曾国藩来说，让功有两重好处。一重是可以赢得别人的拥护。

别人的功劳，得到了超出期望的肯定，自然会拥护曾国藩。

更为重要的好处是可以消除朝廷的猜忌，让朝廷对曾国藩放心。

历史上，手握重兵的权臣大多不得善终。只有懂得谦让，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让功给多隆阿尤其重要。

多隆阿是八旗贵胄，他在朝廷面前给曾国藩说几句好话，是能一语定乾坤的。

曾国藩的这一智慧，也适用于当今的职场。

把功劳让给同事，主动承担错误的员工，老板都很喜欢。

想要成功的朋友，都应该这么做。

03

聪明的人，不占便宜

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李嘉诚曾叮嘱其子：“你和别人合作，假如利润你拿七分合理，八分也可，那我们李家拿六分就可以了。”

曾国藩也有句名言：“利可共而不可独。”

1861年，湘军名将鲍超打了胜仗后，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送来十六大包“战利品”。

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

细看一遍后，他取出一顶绣花小帽：“我喜欢这个帽子，其他的，你都带回去去。”

鲍超素来刚毅勇猛，此时眼圈却红了。

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这是一个肥差，按惯例，容闳必会送礼。

但此时，曾国藩已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所以，他特意写信给儿子说：“容闳送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就收下，要是超过，就退掉。”

收下小礼，那是不拂人面子。

拒绝大礼，既是坚守原则，又是仗义轻财。曾国藩说得好：“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他轻财，所以留住了人才。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随，谁又不放心呢?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做事丢三落四、没头没尾，每当交办事情到他们手上时，难免会感到担心和焦虑，这就是让人不放心的表现。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所谓“泰”，就是稳如泰山，就是处事严谨，处事为人上谨言行，轻财贵，气量宽，谦让功。

这样的人才是能够让他人信任之人，才能得人心，这样的人才是能够让他人放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