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迈尔妻子

冷血的炮弹，战争把士兵变成了冷酷的侩子手!纳粹将军库尔特迈尔就是其中的一位!网曝库尔特迈尔妻子怎么回事?据悉，在库尔特迈尔回忆录中提到过四个女人是他老娘、妹妹、老婆和闺女。二战期间，迈尔善待战俘的行为，却获得了对手的尊敬。1954年尚在监狱服刑的迈尔，当因为战俘问题而再次遭到起诉的时候，加拿大占领军总部全体将官一致对法庭提出了抗议，最终，“骑士”迈尔摆脱了控诉，并在1955年出狱。

库尔特迈尔妻子

这个纳粹军官口碑极好，战后被起诉时，盟军竟集体提出抗议

在西方，“骑士”是最高贵勇士的象征，他们无所畏惧，坚持理想，与生俱来的骑士信仰折服众人。而在纳粹德国一干战犯中，却也有一个人被赠予“骑士”的称谓。

这个人，就是库尔特·迈尔。

不同于多数出身贵族的纳粹军官，迈尔出身贫寒，父亲早早地在一战中就阵亡了，母亲孤身一人将他养育成人。为了缓解生活的拮据，还未等成年的迈尔，就成为了一名矿工。

但迈尔不甘心一辈子做矿工，就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学习，并最终在1929年考入了警察学校。

这段艰苦的人生经历，让他拥有了异于常人的韧性和拼劲，为他后来在军事上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入学没多久，迈尔就因为一次意外而成了全校闻名的人物，还荣膺“装甲”的绰号。

当时，迈尔原本想玩一场恶作剧——从高处把一桶凉水浇到同学身上。结果很尴尬，迈尔滑了一跤，从二楼楼顶掉了下来，身上二十多处骨折。

二十多处骨折，想想都后怕，常人不留残疾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没成想迈尔不仅痊愈了，而且体格比原来更结实。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装甲”，说他的身体像装甲车一样硬。

不过，当时看似玩笑的话，却在后来成为了现实。

1934年5月毕业后，表现优异的迈尔被选入“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跟在元首身边，自然是少不了表现的机会，短短几年间，迈尔便将铁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收入囊中，甚至还由希特勒亲自授勋，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少将师长，完成了一个穷小子从矿工到师长的逆袭之旅。

当然了，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许多人只看到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却不曾注意他在战争中遭受过18次骨折，还有4次脑震荡。

如果再加上在警察学校时受的那次伤，迈尔身上共经历过40多次骨折加4次脑震荡，竟然还能生龙活虎，这个人的身体素质真是太好了!

不妨来看一下《里戴尔哈特文集》中对迈尔的描述：“他在俄国作战的三年中，到达了德军推进的最远端，即高加索山脉深处。他曾三次被苏军包围，却每次都带领少数幸存者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虽然一直在为罪恶的法西斯卖命，不过迈尔却被人们冠以“骑士”的称谓，一方面固然与他骁勇善战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战争中所坚持的骑士般的原则。

二战期间，迈尔曾率部在法国卡昂地区与加拿大军队展开了长期的激战，当时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屠杀战俘的恶劣行径，为了遏制这一暴行，迈尔曾对部下施以严惩。正因如此，迈尔虽然在战争中给加拿大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他善待战俘的行为，却获得了对手的尊敬。

因此，1954年尚在监狱服刑的迈尔，当因为战俘问题而再次遭到起诉的时候，加拿大占领军总部全体将官一致对法庭提出了抗议，最终，“骑士”迈尔摆脱了控诉，并在1955年出狱。

出狱后，这个强硬了半辈子的男人并没有消沉，反而依旧乐观积极，奋斗不止。后来，他进入一家酒厂工作，并担任该酒厂的产品推销员。没成想，他还是个商业精英潜力股，迅速地帮助这家酒厂获得了成功。

另外，迈尔还一直活跃在前党卫军成员互助会上，为那些前党卫军成员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1961年51岁生日那天，心脏病发猝然离世才终止。

这个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军人，用他骑士般的精神打动了许多人，据说有五千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包括很多昔日的对手。

正如“希特勒青年师师长”休伯特·迈尔在悼词中所说的：“您已经为我们的祖国的命运和自由付出了全部，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之前的那一刻，都未曾停止!”

库尔特迈尔妻子

从相识先后分，这四个女人是他老娘、妹妹、老婆和闺女(长女，其他几个女儿没啥说头)

与奥托•迈尔相识时，阿尔玛•威赫年方十八。与懒散粗心的奥托截然相反，阿尔玛细心精明，一个劲地敦促奥托辞去甜菜厂工人的工作去参军。奥托很有音乐天赋，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却精通多种乐器，阿尔玛认为奥托参军后有机会晋升——军人不都喜欢唱歌么。而且还能有不错的收入。可奥托对此兴趣缺缺，他明白参军比做工人有前途，穿上制服后也能受到尊重，可他不情愿在普鲁士军队全天候的严格军纪下生活，他本人对甜菜厂的工作没有怨言，这是他精心挑选的工作，既不需要一技之长又不需要奉献精神(……由此多少可以看出奥托的为人处世风格)。恰好此时阿尔玛怀孕了，奥托可以暂时告别恋人给他安排的参军计划。

之所以说恋人，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结婚。

1910年12月23日库尔特•迈尔出生，之后他的父母也不曾走进教堂——虽然奥托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但他不敢轻易涉足婚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算想通，与阿尔玛举行一场“战争婚礼”。但成婚前，在民风保守的小镇里，有个私生子的阿尔玛不好过，闲言碎语四起，居民们议论纷纷，主张应该把孩子移交慈善机构，否则在工厂做工的阿尔玛如何能分身照顾孩子?阿尔玛不肯，还好她工作勤奋，工厂经理允许她把孩子带到工人宿舍。儿子出生后阿尔玛再次向奥托施压，要他去参军，奥托拗不过她，带上乐器乘火车去马格德堡，应募12期年的步兵(已经是服役期最短的了)。如阿尔玛所料，奥托很快得到了晋升。

一战中奥托四次受伤，最后一次是在战争结束前夕，一颗穿过右肺的子弹差点要了他的命。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落下肺结核，病重得无法工作，他的病不被承认为战伤，不能拿到抚恤金。迈尔一家的生活陷入窘境。阿尔玛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坚韧，她离家去了布伦瑞克，入读18个月的产科课程。产科学的学生应是未婚，不能有男性访客，阿尔玛是个例外，奥托去看她时，护士们偷偷把他带到房间里去，还额外提供点食物。阿尔玛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助产士，负起养家的重担。这时候库尔特已经十岁了，阿尔玛的工作需要她经常外出，库尔特安慰母亲说：“妈妈，你去工作吧，我会照顾爸爸和梅兰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比起一般家庭更加不幸，迈尔家不仅是一家之主奥托身患重病，小女儿梅兰妮也在幼时因骨髓灰白质炎左腿致残。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迈尔自然比一般孩子责任心更强，可他毕竟还是个小男孩，不免爱玩闹。有时库尔特会把书包交给妹妹自己逃学跑进树林里玩，然后校长去家访时他就免不了受处罚，对此他毫无怨言。

库尔特挨打后，梅兰妮问：“疼么?”

“嗯，但还不至于让我哭!”

库尔特十岁时这次挨打是因为逃学，而他十一岁那次挨打，则是因为梅兰妮

圣诞节的早上，阿尔玛在准备晚餐，有信使来说一名妇女早产。阿尔玛过去帮忙前让库尔特削好做馅饼的苹果，母亲走后，库尔特要妹妹梅兰妮帮忙

“不帮，妈妈是让你负责。”

“所以我命令你帮忙。”

“不，那是你的活儿。”

厨房外的巷子里，放着一大桶邻居用来修补墙面的水泥浆。库尔特动起了坏脑筋，威胁道：“不帮的话，我就把你推到水泥里去!”

“哈!你不敢。”

受到挑衅的库尔特把妹妹推入水泥浆里，梅兰妮皮肤烧伤。邻居闻声跑了出来，还有铁青着脸的奥托。

“见鬼，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快把她从桶里弄出来!”

库尔特照办，然后在父亲的监督下，卷起裤管，用冷水冲掉妹妹身上的水泥，当然他还是被痛打一顿。

晚饭后，他问妹妹：“还不是很糟，对么?”

“很痛。”

“但我不是存心要伤害你，只是想你帮忙。”

“我知道。下次要用请求，别用命令，你又不是在军队，你也不是军官。”

“总有一天会是的。”库尔特嘟囔着

库尔特从会走路开始就一直梦想着当个军人，最好是个军官。1925年库尔特失学，他想去参军。阿尔玛远比儿子实际，比起不切实际的军人梦想，当学徒才是最好的出路。至于女儿梅兰妮，阿尔玛也有非常清醒的规划，梅兰妮继承了奥托的音乐天赋，还有副好嗓子，最好去做音乐会女歌手，这个工作一来收入不错，二来也不受梅兰妮的腿脚问题影响。

阿尔玛为库尔特在明登市谋了份商店学徒的活。库尔特前往明登之前母子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你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职位。”

“我还是喜欢军队。 ”

“你太小了，等再大一些。如果学徒期满后你还这么想的话，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做什么吧。”

阿尔玛为儿子收拾好行囊送他去火车站，奥托没有去为儿子送行，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你爸爸快不行了。”阿尔玛在火车站对库尔特说。

“我知道，妈妈。”

“他还有一年——也许两年——可活。”(当时的医生确实如此诊断，不过奥托顽强的生命力使他撑过了三年)

火车喷着白烟驶来，母子俩在雾蒙蒙的站台上手告别。人们认为公开宣泄情绪有失颜面，即便对方是个初次离家的14岁少年。库尔特忍着泪，直到火车开动，他躲进盥洗室，反复冲水来掩盖自己的呜咽声。在明登，库尔特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中间有20分钟午餐时间，他的食宿被雇主海格尔安排在一家简陋的旅馆力，库尔特本就可怜的工钱还得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笔“额外”费用。那个时代的学徒本就是近乎奴隶的存在——未满法定年龄前，学徒必须对雇主言听计从(这是法律支持的)，工时长，不定期获得微薄报酬。

在海格尔店里干了半年后，库尔特才获准回家过周末。阿尔玛接到这个消息后不喜反忧，当时有一个叫哈曼的连环杀手在Hannover出没，那正是库尔特回家的必经之路。阿尔玛非常担心，直到儿子安然无恙出现在她面前才算松了口气。但她一个劲絮叨库尔特面临的危险。库尔特烦了，说：“妈，你要是再提哈曼，我就去找他了，请他把我做成法兰克福香肠寄给你!”

在海格尔店里干了两年后，迈尔跑了。他可以忍受海格尔的辱骂殴打，却无法忍受被冤枉。

一个夏日早上，库尔特正布置橱窗，有个男孩在人行道上冲他做鬼脸，他视若无睹。感到挫败的男孩拿了块鹅卵石用力砸向橱窗，撒脚跑了。破碎的玻璃倾泻在库尔特身上。

海格尔认定是库尔特弄碎了玻璃，他不听库尔特的解释。更屈辱的是，海格尔写信给库尔特的父母，要求他们全额赔偿橱窗玻璃。

事关原则，库尔特再不能忍受，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去店里，而是离开明登，朝着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方向走去。四天四夜，他沿街乞讨，步行或搭车穿行在陌生的乡间。到了第五天，他的鞋子磨穿了，又饿得饥肠辘辘。天还未亮时，他来到一座村庄，凝视着一家鞋店的橱窗。他看中一双靴子，周围没有人，村里的人都还睡着，只要打破玻璃，拿走靴子，就能像阵风一样逃出村去。但容易归容易，他也不能偷，最后他叹着气，一瘸一拐地走了。就在同一个清晨，为使情绪低落的奥托开心起来，梅兰妮说：“爸爸，你看着愁眉苦脸的，来奏乐唱歌吧。”

奥托拉响了大提琴，梅兰妮才开始唱《Der Mai ist gekommen》，就有人来敲门。治安官登门通知库尔特失踪。阿尔玛立刻认定儿子已经被谋杀了，大哭起来。迈尔夫妇第二天赶到明登，当地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搜索，甚至到河流里打捞，始终一无所获。

库尔特丝毫没有意识自己把明登市**搅得不得安生。他流浪到边境，睡在边境火车站的餐厅时老板报了警，他被当做游民关进建于中世纪的阴暗监狱。那里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肮脏发臭，疫病丛生。库尔特一关进去就被难闻的气味熏得作呕。所幸第二天上午巡官来后，斥责看守把一个男孩视为罪犯来对待。巡官带库尔特回家，招待他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吃过饭，洗过澡，巡官建议库尔特说说自己的事。

“我没有错!”库尔特说了来龙去脉，并坚持道。

接着，他在一名**陪同下乘火车回到明登。海格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揍他。

“行，海格尔先生，你想打就打吧，这是我应得的，非常抱歉我引起了麻烦。但我没有砸坏你的橱窗。”

海格尔终究没有打库尔特。看着明显已活不长的奥托，海格尔也感到歉疚。

库尔特答应父母自己会继续留在店里直到学徒期满，不过仅止于此，他对母亲说：“不会多呆一天!我宁可饿死也不做店员。”

1928年4月，库尔特通过学徒考试。临走前，海格尔冷淡地祝他好运，并同他握了握手。库尔特坐上驶离明登的第一班列车。清楚自己无法在国防军里谋个位置后(他的条件太差，连文法中学毕业证都没有，豪赛尔曾提到国防军看不起党卫军，一个理由就是党卫军普遍学历不高........)，库尔特跑去参加冲锋队。他已十七岁，已是自食其力的时候，他先是当了一阵子筑路工人，这份工作有很好的薪水，可没有多少能让他支配的空闲时间，他没法参与冲锋队活动。不久之后他就改行去当了邮递员，虽然工资不高，可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只要他能把信送完就行。迈尔很喜欢这份工作，但邮局局长既不喜欢冲锋队又不喜欢纳粹，他受不了库尔特对冲锋队活动的热衷，对库尔特那套“纳粹很快就会掌握政权”的说辞也嗤之以鼻：

“既然如此，就等纳粹上台后您再回我这里吧，到时候我会重新给您一份工作。”

库尔特就这样失业了。接下来几个星期他跑到周围的商店想以满工学徒资历找份店员工作，没有商店需要店员，于是他去奥弗莱本的煤厂(奥弗莱本是产煤区)当起了挖煤工。他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并兴高采烈地加入工会，虽然他年纪尚轻，可在工会运动中却总是冲在前面，很快就成了工会代表。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可库尔特喜欢当头儿的感觉，他也有吸引比他年长的工人的领导者魅力。

1928年夏季，奥托终于走到生命终点。那是一个周日下午，梅兰妮躺在家中阳台的吊床上休息，库尔特捉弄妹妹，他来回晃吊床，直到吊床整个翻过来，摔在地上的梅兰妮受够了哥哥的恶作剧，气冲冲跑进卧室向父亲告状，却发现父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梅兰妮连忙把哥哥和母亲叫过来。奥托让妻儿坐下：“梅兰妮，你要继续学习音乐，放心去买一架新钢琴。库尔特，你必须设法进入军队做个军人。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家庭。孩子他妈，继续做你助产士的工作，这是份体面职业。”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几分钟后，他说出临终遗言：“我想要一个军事葬礼。要在我的墓碑前鸣十枪致意。梅兰妮，在我的葬礼上穿件红衣服吧，我无法想象你穿黑衣的模样。”

家人将他秘密埋葬在奥弗莱本墓地里，奥托的名字刻在教堂内部的战争纪念碑上。由六个退役老兵组成的仪仗队在他墓前完美地行了鸣枪礼，多少会让奥托在天之灵遗憾的是，当时梅兰妮还是穿了件黑色丧服。

装甲迈尔与他生命里的四个女人(下)

1929年四月，库尔特申请警校。警队不是军队，可至少比工厂好。只需要八年正式教育外加学徒毕业就能让他在警队里获得警官阶级，而想当个军官必须是文法中学毕业。施威本的警校每年一次向全国开放，招募新生。这是个出路。考试内容包括笔试和体格检查，前者对库尔特来说不算什么，让他提心吊胆的是后者。他小时候被恶犬咬伤过脚，自觉走路有点笨拙，他开始担心自己脚的问题，人家会不会发现自己笨拙的步态?

“南尼，过来看我走路!要有什么不正常就告诉我。绝不能让检查的人发现不妥。”

梅兰妮以批判的眼光看着哥哥有点难为情地在房间里来回行走，他说觉得脚踝感到刺痛，但她没看到有任何可见的行动不便。对于因骨髓灰白质炎残废的梅兰妮而言，哥哥那点小毛病完全是他自己多心罢了。

八月中旬，库尔特接到警校的入学通知，要他在9月1号去施威本报道。随通知附上的还有一张火车票以及旅费。库尔特高兴极了，他带母亲和妹妹到一家饭店里吃晚餐以示庆祝，随后他辞去煤厂的工作。

从进入警校那一刻起，学员们就立马进入繁碌的训练，丝毫不能放松，每个不合格的学员会被立刻刷掉——有数以百计的报名者等着候补上去呢。

圣诞节来临时警校学员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库尔特乘火车回家，他穿着崭新的墨绿色制服，搭配白手套和配剑，这套打扮让他从心底里骄傲起来，渴望能给母亲和妹妹留下深刻印象。他确实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从另一个方面。阿尔玛和梅兰妮在奥弗莱本站台等他，库尔特特意挺胸凸肚、庄严肃穆地下火车，被自己的佩剑给绊了，摔了个脸朝下。站台上的人人都笑出声来，库尔特红着脸站起来，骂了句“该死!”，赶紧拉着母亲和妹妹回家。

“你不再是个男孩，但还不算是个完全的男人，”阿尔玛评价道“也不是一个**”

库尔特点头承认。

1930年8月库尔特正式从警校毕业，每个班级最有前途的学生都会留校做教官，库尔特和朋友弗里茨•里希特都中选了。里希特也是冲锋队队员，他没有库尔特那样的才能和引人注目的外表，里希特钦羡库尔特对生命充满激情的热爱、无可模仿的勇敢直接。另一方面，库尔特欣赏里希特的从容安静以及带点讽刺的悲观主义。他们的友谊就此展开，两人相互影响，里希特抑制住库尔特间歇性的放纵，那很可能导致他从警校被除名。

在施威林，库尔特很受异性欢迎，她们爱他明亮的双眼，富有感染力的微笑，还有对生活的热情。里希特认为对待与异性的交往应该严肃，劝库尔特：“你该珍视自己的恋情。”

“我在努力，弗里茨，真的，我努力了，只是有那么多选择，我很难做决定。”

一年后他选定了

1931年圣诞假期，库尔特应妹妹梅兰妮之邀到Arendsee附近过圣诞节，他很乐意前往，因为妹妹要和未婚夫一起过圣诞，未婚男女单独相处容易惹人闲话，而监护人在场就不同。库尔特很在意妹妹，她的个性像足了父亲——粗心又乐天，让库尔特放心不下(虽然小时候他喜欢捉弄她，但同样疼爱她，梅兰妮残疾行走不便，他就常背着妹妹，无论走多远都是如此)，自认对妹妹负有责任。梅兰妮的未婚夫阿尔弗雷德•费恩特靠真诚获得库尔特的首肯，他是个敦厚之人，有份相当不错的职业——土木工程师。

恰好里希特回家途中得经过Arendsee，便与库尔特做伴在那里玩了几天，他们在乡间远足，中午去伯尔曼家的旅馆用餐。伯尔曼家的长子保罗•伯尔曼也在休假，同样穿着制服，他是国防军。三人一见如故，很快打成一片。一天下午，库尔特认识了保罗的妹妹凯特。

此时凯特19岁，是位身材高挑的金发美人，库尔特对她一见钟情，凯特也窒息于库尔特迷人的眼睛和热诚的目光里。切实来说，他们非常合适彼此。库尔特有些大男子主义，曾担任他辩护律师的加拿大中校安德鲁回忆，从接触中发现库尔特•迈尔对妻子和家庭的态度非常传统：男人是保护者，女人则作为一个母亲“有资格受到崇高的尊敬”。凯特刚好是库尔特理想中妻子的完美人选，她温柔贤淑，喜欢烹饪和针线活。梅兰妮见过凯特后也对哥哥说：“她很美，是你喜欢的类型。就娶她吧。”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经济条件来说他俩不相配，伯尔曼家除了旅店外还在Schrampe经营着一个大型农场。凯特是家中最小的独女(上面有两个哥哥)，从来衣食无忧没有经历过一丝一毫艰难生活的磨练，这导致她面对困难时很容易放弃和绝望，就如她女儿认为的那样——温室里的玫瑰。当然这是后话了。

两人的爱情之路不能说一帆风顺，库尔特一度莫名其妙地变心(未遂)过。那是1932年他摔断身上多处骨头长期躺在医院里修养时发生的事儿。

夏季的一天，一位曾在党招待会上遇见的漂亮女伯爵到医院探望。她刚得知库尔特出了意外，来看看他需要些什么。女伯爵比库尔特年长三岁，财色兼备，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入上流社交圈，认识每个头面人物。要说库尔特到底哪里吸引她，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库尔特改变主意，向母亲宣布终于找到了梦中情人。他现在只是名小警员，但也是名老党员，很受领导层的重视，被邀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不难想象，一旦纳粹党掌权，他会被委以要职。想到儿子与比他年长的上流社会女人有瓜葛，阿尔玛就生气，这像是对她工人家庭出身的背叛，“脑子有病，妄想狂!你找个女伯爵干吗?绝对不许!”而且她已经认定了凯特。

库尔特没说什么。8月23日，凯特生日这天，库尔特吃力地爬下床去给她打电话。他可以出院时，凯特请他去Schrampe待到完全康复。这看来也是让他脱离女伯爵掌控的可靠之法。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提议。而那位女伯爵此后似乎

1932年12月23日，库尔特在自己生日那天向凯特求婚。

1933年春，库尔特升职后存钱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每次开着它去找凯特噪声都传得老远。当地农场的小伙子很嫉妒，因为凯特是属于他们的，而她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被一个穿着**制服的外人拐跑了。

他们追问：“你的库尔特•迈尔有什么好?”凯特甜甜一笑，说她打算嫁给他，但也还是喜欢他们。

那些被拒的求婚者去捉弄库尔特，在听得见摩托车开来的地方伏击。库尔特的摩托车轮胎被放气，和凯特在一起时被无情地调笑。库尔特只好在最后几公里改骑自行车了，不过他无声的来去也有助预防与凯特父亲弗里茨•伯尔曼发生冲突。他不反对他们见面，就是猜疑库尔特的动机。“他前一天来穿件绿色的制服，后一天来又穿件黑色的。他应该做出抉择，到底喜欢哪件。”

这年圣诞，库尔特少有的反思了一回。有点沮丧，他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不成气候，即便升职加薪也还是没条件娶凯特。有必要重新全面考虑形势与目标了。他找里希特商量。

“我们都一成不变。好党员，受人敬仰的职业**教官，此外还有什么成绩?”

里希特挠头。“你想要更多?”

“你不想?当个州**就是你这辈子想要的了?”

“除非有更好的主意。”

库尔特有一个，他想加入LAH，里希特却认为他们没有军事素养。但试试又何妨?库尔特已经打定主意。虽然里希特觉得他们都不够格，但还是跟着库尔特向迪特里希提出申请。迪特里希正好需要他们那样的教官训练士兵(那时国防军还不肯帮SS，SS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便动用职权，安排他们调往柏林的LAH。

库尔特决定迎娶凯特，她的家人没有表态。他们钦佩库尔特的热情，也认可他对凯特的热爱，但他职业的政治因素终会引人担忧。不过凯特已成年，库尔特征求她父母的同意也是出于礼节性的。查明凯特的血统纯正后，1934年12月，她和库尔特在自家的旅店举行婚礼，近三百名来宾参加的这场婚礼成为当年Arendsee的社交盛事。

他们婚后住在利希特菲尔德的已婚军官宿舍。精美的维多利亚式房间，天花板很高，门和木线都采用贵重的桃花心木。凯特从家里的花园拿了盆花带过来。库尔特回记起离家当学徒时自己有过相同的心情，他笑着说：“你需要的是一个孩子，不然可以想见你丢下我跑回家的一天。”

结婚的头几年里，凯特甚是烦闷，库尔特的口头禅是“我得去看我的男孩们”，他更多的时间都耗在部下身上，凯特试过交朋友，但发现与那些夫人没什么共同点，直到1935年10月9日，大女儿英格的降生才让单调的生活重新充实起来。凯特慢慢适应了柏林的生活，尽管警卫职务成两星期一循环后，大多数时间里库尔特不得不远离家庭。天气好的时候，凯特就把孩子留给保姆照顾一到两个小时，自己跑去总理府见库尔特，他们一起去吃点心或看电影。奇怪的是凯特从不曾在总理府见到希特勒，虽然库尔特经常见到他。凯特永远无法接受丈夫对希特勒的热情或相信希特勒能引起每个见过他的妇女的赞美的故事，她从来没有成为纳粹党员。凯特偶尔能见到希特勒——警卫旗队军官们和他们的妻子奉命参加戈培尔的宣布部制作的电影发布会时，能看到纳粹领导人在剧院上层。

在警卫旗队，每个周末都没有祈祷礼拜。希姆莱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和教堂不相容，党卫军军官应该会在党和他们的宗教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凯特和库尔特放弃了礼拜。损失不大，取代教堂，每个周末库尔特都带女儿们去游泳。他以蛙式在泳池里游时把女儿们放在背上，英格吓得哇哇大哭，库尔特责备女儿：“只有被砍头时你才可以哭，你的头掉了吗?”

“没有，爸爸”

“那就不要哭。”

偶像级的军人——约阿希姆·派普

党卫队旗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上校

约阿希姆·派普

1915年1月30日——1976年7月13日

国社党籍编号：5508134

党卫队证号： 132496

出生在柏林，他的父亲瓦尔德马(Waldmar)是一名陆军军官，在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官至陆军上尉。派普排行老三。

在柏林接受教育，1933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普通党卫队，党卫队证号：132496。1935年1月，派普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经迪特里希亲自审核进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同年3月就被选送进入不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官所需的知识。1936年4月从军校毕业后，派普获得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衔，回到“警卫旗队”，在第3营第11连任排长，1938年2月升任第3营副官。同年7月被调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参谋部工作，这项调动对于派普的职业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派普容貌英俊、仪表不凡，于1939年1月担任希姆莱的二级副官，并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陪同希姆莱出席各种公众活动，很快就成为柏林社交圈里的明星，同年6月又升任希姆莱的一级副官。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派普遇到了他的妻子西格德(Sigurd)，两人婚后生有一子两女：海因里希(Heinrich)、埃尔克(Elke)和西尔克(Silke)。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二战正式爆发。“警卫旗队”和其他几支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一道首次走上战场，派普也第一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但不是作为“警卫旗队”的一员，而是跟着希姆莱在战场上转了一圈。当1940年5月法国战役打响后，派普被希姆莱派往前线，出任“警卫旗队”第3营第11连排长，不过仍挂着希姆莱副官的头衔。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队追击撤退的法军，俘虏了一个连的敌军。因此，派普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升任第11连连长。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开始1941年10月，派普的部队也被调往前线。1941年10月，派普跟随部队杀到罗斯托夫(Rostov)城下，但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警卫旗队”只能放弃刚刚攻克的罗斯托夫，和其他德军部队一道撤过米乌斯河(the Mius)，掘壕据守。在1941年的东线战役中，“警卫旗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到法国重组，直到1942年底才重返东线。在此期间，“警卫旗队”被扩编为一个装甲掷弹兵师，而派普也在1942年9月被任命为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营营长，并在1943年1月晋升为党卫军少校。

1943年初的“天王星”行动中，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全军覆没，苏军趁势发起反攻，迫使德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危局，德军将在后方休整的党卫军“警卫旗队”、“帝国”和“髑髅”师合编为党卫军装甲军，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重返东线，与苏军在哈尔科夫(Kharkov)城下展开激战，但遭到了苏军顽强的抵抗，使德军的攻势陷入停顿。随后在1943年3月的另一次攻势中，终于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重新占领哈尔科夫，将战线稳定下来。

在哈尔科夫战役后，派普率部参加了1943年7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后来又短暂地调往意大利进行反游击作战。不久，“警卫旗队”师被改编为装甲师，再次投入到东线残酷的防御战中。

日复一日的战斗使派普获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在1943年5月获得了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同年11月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并被任命为党卫军第1装甲团团长，当时他才28岁，是武装党卫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44年1月27日，派普成为第337位获得橡叶饰的军人。派普的一路晋升和获奖自然都少不了希姆莱的关照。

1944年4月，在东线战场上损兵折将的“警卫旗队”师再次撤到西欧重组，但没过多久就投入了诺曼底(Normandy)地区，抵抗盟军的登陆。并随后在莫德尔的指挥下，参加了对“市场花园”行动中美国101空降师的围剿。在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派普被任命为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以他的命字命名为“派普”战斗群，作为“警卫旗队”师的先锋部队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派普再次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凶悍作风，尽管遇到美军出乎意料的抵抗，复杂的地形，拥挤的道路和油料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派普还是竭尽全力向预定目标挺进，为此不惜强占其他部队的进军道路，抢夺友邻部队的燃料，甚至强行把一个伞兵营并入自己的战斗群。尽管如此，派普的部队还是在拉吉雷泽村耗尽了最后一滴汽油，陷入了美军的包围。最后，派普不顾上级要求“带车辆一同撤退”的命令，抛弃了包括39辆坦克(其中有9辆“豹2”)在内的百余台车辆，率200名残部徒步突围，回到己方战线，而战役开始时这个战斗群有5000人之众。

在阿登战役中，派普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他的狂热战斗精神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曾与派普进行过长谈的被俘美军军官这样形容他和他的部下：“与其说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拼死战斗，不如说这些魔鬼真正爱好的是战斗本身，我从未见过他们那样的战斗方式，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从地狱来的。”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派普永远成为了“战争罪犯”，他的部下于12月17日枪杀了180多名美军战俘，这就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虽然阿登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派普”战斗群丢盔卸甲，一无所获，但派普还是在希姆莱的照顾下于1944年12月28日获得了双剑饰，是第119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

阿登战役后，派普随“警卫旗队”师调回东线，参加了1945年3月在匈牙利巴拉顿湖(Blaton)地区发动的“春醒”攻势。面对异常泥泞的战场，派普没好气地向上级报告：“我只有潜水艇，没有坦克!”德军的攻势遭到了惨败，派普和他的部队只能且战且退，一路向西撤退，最后向美军投降。在战争结束前夕，派普在1945年4月晋升为党卫军上校。

战后，派普被美军逮捕，并因马尔梅迪惨案在1946年4月在达豪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在狱中，派普还接受了美军战术专家的访问，向他们讲述在东线和苏军装甲部队交战的经验，并极力劝说他们对莫斯科投放原子弹。1956年12月，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的派普终于假释出狱。出狱后，派普到法国北部的小镇特拉福斯(Traves)隐居起来，并开始撰写一本有关马尔梅迪惨案的书。

派普战后始终坚持对纳粹的信仰，对战争中党卫军部队犯下的罪行毫无悔改之意。派普的顽固态度使他受到纳粹受害者和左翼组织的仇视和憎恨。1976年7月，派普受到恐吓，派普对此不屑一顾。7月13日晚间，他坐在门口乘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果然如约而至，派普的房屋被点燃。第二天，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派普已经烧焦的尸体，和他那些长眠在苏联和西欧的部下们一样，不得善终。这次袭击事件的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很多人都怀疑和摩萨德有关。

派普的妻子在1979年去世，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后来移居美国，成为一名银行家，而他的两个女儿则隐姓埋名，下落不明。

派普的座右铭：快乐的生活，微笑着战斗，大笑着死亡。